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及其破产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治诱降失败之后,炮制了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企图一举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基地。但计划出笼不久,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进退维谷,难以实施。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头目再次叫嚣实施作战计划,以作垂死挣扎。但历史不可逆转,计划的破产和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概述了该战略计划炮制的过程及其破产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的狼子野心。     

1941年美国冻结中日资产案北大核心

1941年美国同时冻结中、日两国资产,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局势的演变。在该案酝酿、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因素均产生独特影响,彰显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面对中国战时外汇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提议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以实现“外部外汇管制”,中方进而要求美国政府将冻结中、日资产两案捆绑进行。为促使美国政府内部统一意见,国民政府积极配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外交,并与美国财政部合作开展对华经济调查,经过长达半年的反复磋商,就中国外汇管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美方达成重要共识。在美日谈判之际,国民政府竭力敦促美国坚守冻结日资的底线,有力推进了战时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中、美、英等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格局。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寄生性、从属性。但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中,朝鲜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经济的扩张,依附于日本侵略者,呈现出一种“第二日本人化”的趋势,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为日本侵略军提供协助,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暴露了其露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是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特性。     

《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翻译出版

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的假想敌一直是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最终转为南进,这一转变过程值得探究。全书从两条线索展开论述:一条是,以永田铁山及以其为核心的一夕会成员备战国家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如何通过人事安排、政治斗争等手段在陆军中央获得主导地位,并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另一条是,这种战略构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与外交如何互动,与欧洲战场如何相互影响,具体如何决策、如何推进。     

“花生米”与“卑劣小人”——史迪威日记中的蒋介石与蒋介石日记中的史迪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团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英国等固结为同盟,联手对抗日本。1942年1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司令官。这两位中国战区的领军人物,本应成为亲密战友,携手并肩,共同对敌,不成想二人却反目成仇,矛盾越发不可收拾,最后以史迪威被赶回国而告终。从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两人矛盾之深。     

卡尔逊与八路军游击战术

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里有一位极善于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在与日军作战中出奇制胜、屡建功勋的军官,他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埃森。卡尔逊上校。卡尔逊之所以如此推崇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这是与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乔冠华与胡风交往始末

胡风与乔冠华最初认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两人正式建立友谊则是在撤退到重庆以后。胡风还记得,自己与乔冠华的初次见面。那是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这次茶会是由乔冠华出面布置招待的,这时的乔冠华年轻干练,富有活力。不过胡风对此印象不深了。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乔冠华设法营救胡风。在那大动乱的日子里,乔冠华不顾个人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