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考述

本文是对南宋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进行的综合考述。首先,对撰者刘时举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与推测。并对这部史书书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显中兴等特点,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其史料价值。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此书叙事往往首尾回应．体类纪事本末,对编年体史书叙事缺陷颇有补足,可见对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创造性拓展。而以史评入书的方式,则反映出南宋史学着作对司马光《资治通监》“臣光曰”以来传统的普遍继承。本文还考察了此书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於各种目的的改动,以期唤起使用者的注意。     

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正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东汉太学生梁鸿和他的《五噫歌》

两汉时,官办最高学府是建在都城的太学．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办大学。两汉太学由朝廷任命五经博士讲授圣贤之书、儒家经典。西汉太学生最多时有上万人,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这也大大限制了受"劝以官禄"制度支配而入学者的人数。本文以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儒林传序》的"至三万余生"当理解为"前后至三万余生",指东汉初至桓帝时太学生总数。《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     

方信及其编纂《新安志补》考

《新安志》、《徽州府志》都是徽州以及历史上的重要方志,而明代的《新安志补》作者方信说:补弘治壬戌旧志之阙及拾罗鄂州《新安志》之遗,正讹辨疑,准李肇《国史补》之例。①显然,这是对名志的补充和修正,它的资料性、学术性应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方信在《明史》上无传,几无相关信息,而《新安志补》     

吴承恩的太学生生活

<正>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已经51岁了。学政将这位老秀才的名字报送朝廷,入了贡。贡生虽然比举人的地位低,但比起秀才总算是高一点了。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