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启示录

正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此役,中国惨败于日本,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甚至文化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给人深刻启     

天朝上国赢了开头 输了结尾

情报战,绝非现代战争的发明。明清两朝,隐秘的斗争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而对手之一,就是曾将中国视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天朝能战胜夷邦吗？     

“同文馆之争”:一场洋务派与保守派的论战

正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     

清政府曾在日本享受海外特权

清政府在遭受西方欺凌时,也曾欺凌过日本。“唯一不同的是,日本能够化屈辱为力量,奋力追赶并超越强国,而中国却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     

理想与现实的徘徊——论洪秀全经济思想与太平天国经济政策演变的互动关系

＂我们研究太平天国经济史时,首先探讨和剖析洪秀全的经济思想,便可得升堂入室的锁匙。＂[1]自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即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然而基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未曾施行,其后实行＂照旧交粮纳税＂,还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了＂着佃交粮＂的政策。进入太平天国后期,《资政新篇》成为新的施政纲领,洋溢着资本主义色彩。     

从叶名琛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封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正>鸦片战争是中西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的首次碰撞。它使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骤然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突变又必然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剧变,人们的心理也必然受到巨大震荡。在这个时期,上层社会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12年后,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联合法国再次掀起入侵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却再也没有勇敢杀敌奋不顾身或以身殉国的将士,倒是出现了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行为的"怪人"。     

文字救国：从消灭汉字到汉语拼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被西方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迷梦、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的杨芳

一部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端。解读鸦片战争,则避不开杨芳其人。郭廷以先生所著《中英鸦片战争史》中单独辟有“杨芳的措置”一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也有“杨芳的果勇”一节专述其事。杨芳在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

信守条约是清政府为适应中外间新的条约关系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为维持天朝体制和闭关状态,清政府主要是要求对方守约,并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变化,产生了要求自己守约的趋向,到同治初年以潮州入城事件为转机,逐渐确立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识。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更加注重履行条约义务,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地方官的守约意识。除了向各省和基层衙门颁发条约之外,并从制度上加强地方官的守约意识。清政府的守约方针及其失误,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