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对敦煌术数和天文历法文献研究的贡献

当年伯希和在藏经洞拣选敦煌文献时,曾突出三条标准:西域文字、有纪年和不见传世文献,故而术数与天文历法均在其视域.后来法国几代学人在这两个领域辛勤工作,屡有创获,成绩斐然.法国汉学家们十分刻苦,学风谨严.他们常常从社会学角度解读相关文献;同时具有国际视野,亦不时将所研究的问题与国际上的相似问题进行比较,值得借鉴.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异军突起,在术数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与法国学者的工作堪称“薪火相传”.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夏小正》岁首星象考

历法的发展历程,最早是物候历,其次是观象授时的星象历,最后才有基于天文观测而推算确立的成熟历法。物候历时期,根据特定物候现象确定新年的日期;星象历时期,则根据特定星象的出现确定新年的日期。《夏小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历法从物候历到星象历的过渡,它记载一月星象“初昏参中”,表明当时是以参宿昏中为岁首星象,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甲骨学研究证明,商代历法是以大火星黄昏南中天的夏历五月作为正月,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的传说即反映了夏人以参星昏中为岁首星象、商人以大火昏中为岁首星象的纪时传统。     

闲话历书

正历书,旧时称"黄历"、"通书"、"历日"、"时宪书"等,在民间已流传1000多年。旧时,历书主要内容为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生肖运程等。即古人把每一天的喜忌都记在日历上,作行动指南。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的历法就是一种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它包括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许多重要内容,是古代科学观察和研究的结晶。封建时代,历书是由皇帝委任京城专掌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官员颁布的,传说唐文宗李昂曾下     

汉代压胜钱星纹释义

正在汉代压胜钱中有许多带有星纹,诠释这些星纹的含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能够用于解释汉代星纹的材料不多。《史记·天官书》记述星座较系统和全面,但文字简练,没有星图,且是一家星说。《汉书》和《后汉书》《史记》没有更多新的可用内容,《晋书·天文志》关于星座的内容较丰富,但其作者是唐代人,时代有一定的跨度。有关星座的实物资料中,星图壁画、星图文本和汉画像砖石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七月》历法及“桑月条桑”的释读

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对《诗经·豳风·七月》和《夏小正》的文本对比表明,《七月》一诗所采用的历法和《夏小正》相同,为以十二月纪年的夏历。《七月》诗中"桑月"指的是先周时期豳地的农历四月初;"条桑"并非指对桑树进行修剪,而是指桑树成长后生长出来的超过树冠主体的细长枝条;"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全句指的是四月初修整桑树的农事活动。     

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

本文讨论了殷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资料,并据此研究殷历闰法。认为殷历并非仅行年终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对历史年代学问题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历史年代学的形成与发展,强调加强历史年代学的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风生水起话天坛

对于“天”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人从来没有孤立地停留在天文学领域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自春秋时期以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他们利用天文观测的成果,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引申到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领域里,创立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宇宙观”。     

盖天图仪考

盖天说与浑天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两大主流学派,历史上,两派都创造了许多天文仪器,用于观测、记录、研究与演示天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