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新总统,恨透了黑手党

人物简介塞尔焦·马塔雷拉,1941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罗马德智大学毕业,最高法院大法官,2015年1月当选意大利总统。2015年2月3日,马塔雷拉(中)就任总统后检阅仪仗队。他来自西西里岛,哥哥当年挨8枪身亡74岁的法官马塔雷拉,4年来几乎每天都在欣赏总统府奎里纳尔宫的风景。他工作的意大利最高法院,离总统府只有一步之遥。2015年2月3日,他以新任总统的身份走进了奎里纳尔宫,将在那里完成7年任期,待到81岁。     

盐井——盐业史上的活化石：盐井晒盐工艺

西藏芒康山区的盐井,以其沿传数百年的古老晒盐工艺和宏伟壮观的盐田,形成独特的历史地理学,而这里信仰藏传佛教的纳西人群与皈依天主教的藏族人群同住一室,彼此包容的奇景,更使盐井成为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人文地域。     

贵阳老照片选载——北天主堂

贵阳北天主堂,位于和平路。 天主教1781年就已传入贵阳,是年底,中国祖父孙本笃从四川来贵阳传教,至1798年,贵阳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已有上百人,教徒集银92丙,在猫猫巷买了一所房屋作集会念经和接待神父的地方,这就是贵阳称为“天主堂”的第一所房屋。     

清末宗教佩饰

清代流行佩饰,形制多样,用途各异。时至晚清,此风尤盛。上世纪90年代,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天钥桥路汇南街清末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天主教(圣母会标记)佩饰[1]。考古证明,在原始社会,我国已出现材质珍贵、形制多样的佩饰,除实用美化功能外,还渗透着特定的精神内涵。在众多色彩斑斓的佩饰中,宗教佩饰较少见。宗教佩饰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

康熙三十年杭州教案爆发,为在华西教士提供了促使清廷解除康熙八年禁教令、重新考虑天主教政策的历史契机。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康熙三十一年宽容天主教诏令终于颁布。该诏令不仅为天主教在华活动创造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而且引起欧洲天主教社会的较广泛关注,刺激了欧洲向中国拓展传教事业。此外,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还成为道光二十四年法使喇萼呢与两广总督耆英谈判时,胁迫清廷同意弛禁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筹码。     

从明清时期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看中西文化交流

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年间。崇祯四年（1631年）,马尼拉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高岐（Angelus）等11人经台湾抵厦门进福州,在福建设立第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区。同年六月初一,高岐等人进入福安县境。落脚溪东村,将一座民房改建成教堂,为外国传教士在闽东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随后,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交溪沿岸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先后在罗家巷、顶头、六屿、下胚建立传教点,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福安城关等地改建教堂,发展一批教徒。从崇祯年间直到雍正年间其发展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成都教案综述

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经开始传人四川。由于四川偏处西南内陆,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不可能很快直接伸入,乃利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入川的急先锋,他们采取或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入四川传教。尽管在清嘉庆年间,清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禁教,但天主教在川势力并未完全翦除。《黄埔条约》后,天主教     

宗教改革与近代早期伦敦葬礼的变迁

近代早期英国经历了曲折的宗教改革,大部分伦敦居民的死亡观念和葬礼实践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灵魂得救上,他们接受了"因信称义",摈弃了炼狱观念.在墓地的选择上,由于宗教改革缩小了教区墓地的面积,中间阶层与精英阶层争夺教区内最神圣的墓地--教堂,普通市民不得不葬入郊外新建的墓地.在葬礼仪式上,减少了许多天主教性质的仪式,世俗机构纹章院对葬礼的控制进一步加剧了葬礼仪式的世俗化.归根结底,新教的"入世禁欲"观念极大地推动了葬礼的变迁,同时,节俭、谋利的资本主义精神贯穿葬礼变迁之始终.     

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及其对地方现代化的影响——以建国前的大同、朔州教区为中心

建国前,天主教为了适应在华传教的需要,大力提倡宗教本地化.大同、朔州教区也采取了诸如培养中国神父、开办诊所、设立学校、兴办慈善事业等措施以使自己融入当地社会,改善了民教关系,加快了传教发展.同时,天主教适应地方社会需要进行公益事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社会风尚的转变及现代化的发展.     

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

纯洁派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南部的一个"异端"派别,14世纪时已完全绝迹。然而,在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却被普遍视为法国新教的先驱。当时,天主教和新教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壁垒分明,但在对这一"谱系"的认定和坚持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宗教形势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各自的论战策略密切相关。天主教学者从纯洁派被十字军镇压的历史中得到启示,更加坚定地要用武力清除新教这一"异端"。新教思想家则在罗马教会迫害纯洁派的历史中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并意外发现了在论辩中反败为胜的机会。于是,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将纯洁派和新教之间的谱系关系嵌入新教教会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