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试论张家山汉简《收律》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收律》为基础,结合睡虎地秦简和《二年律令》中其它各篇的记载,重点讨论了男性犯罪时免收的对象、女性犯罪是否收夫、以及收的前提中为什么将“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腐者”并列这三个问题。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朱元璋之问

正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几百年来,他由乞丐登上皇位的传奇被人们津津乐道,他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历史更是被人们广为传诵,至今粉丝遍布华夏。然而,在朱元璋时代,贪官污吏却杀了一个,站起来一批,始终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以至于晚年朱元璋曾非常懊丧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这个问句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我们姑且称它为"朱元璋之问"。     

康德“道德律”之试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读后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一直是西方哲学探讨的话题。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道德行为的三大规律:普遍的行为法则,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这三大规律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评价标准,在康德看来,任何道德的行为,无不符合它们的检验和审视。     

直隶社会各界与清末媒体立法改革

媒体立法的制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权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各界的言论权。在清末法律改革中,媒体立法建设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直隶地方社会不仅对当时《报律》提出改革要求,而且为了争取言论权,还与清政府进行过几次正面较量,《北方日报》案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此外,直隶社会各界为改订《结社集会律》、反对盗版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里耶秦简《祠律》考述

里耶秦简中有<祠律>及秦迁陵县祭祀先农等神祇的记载,为了解秦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管制政策提供了珍贵材料,也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仪式已是中央及地方行政的组成部分,是各级官员的法定职责及义务.据此还可确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宗教祭祀的解释应是对秦<祠律>条文的解释.     

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内,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以礼入法,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然而,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