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谈鹰洋银元及其基本元素

正19世纪的20-90年代末期,由墨西哥14个造币厂连续大量铸造的8里亚尔主币的花边齿鹰洋银元(以下简称"鹰洋")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商贸交易的重要流通之物。明朝中后期,随着东方新航线的开辟,东西方海上交通日趋繁荣。鹰洋这种"银元"采用机器铸造,重量、成色统一,使用时不必像银两那样验色、称重,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中国     

民国时期海南的主要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一前言辛亥革命以后,腐朽的清王朝迅速瓦解。1911年11月,广东兵不血刃而独立1,署理琼崖道范云梯亦随大势宣布独立2,标志着海南岛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民国建元以来,各派势力在海南先后设立了各种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究其原因,有的是为了推动革命,保障民生;而更多的是为了抢夺资源,剥削百姓。从1914年到1950年的36年间,海南境内先后有十多个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的存在时间很长,有的则转瞬即逝,其发行的纸币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疆石油的国际合作

新疆石油与外国合作的历史悠久,每次的合作石油工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让历史告诉未来,石油工业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持之以恒地与外国合作双赢,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与世界石油市场融为一体,就一定会引领时代潮流,跻身世界石油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初探

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致使在渝外国使领馆、军舰、新闻机构、洋行、教会及其附属医院、学校等遭受多次轰炸,给第三国机构及外侨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面对日军暴行,各国纷纷采取迁建使领馆、提出抗议、修凿防空壕洞等应对措施.重庆大轰炸中日军对外国机构的轰炸,是日本为达到其战略目的,以牺牲在渝第三国利益为代价,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必然结果,是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公开践踏,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重要证据.     

川铸龙洋首版考

正川铸龙洋向以品类繁纷著称,若按版别的产生、演化、发展脉络进行系统分类,则该厂开铸首版的考察与判定,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拟将数年来收集、整理四川银元实物资料过程中形成的思考与认识,就教于方家、同好,以期对四川银元的科学分类研究有所裨益。     

外交部老干部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世界流通硬币

近日,外交部老干部陈乃柱、孙克勤、张春季、丁晓燕、白小林、田新玲等6人,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了他们悉心珍藏多年的世界各国流通硬币2707枚。这批外国硬币涵盖了231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流通的硬币,数量巨大,自成体系,完整地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硬币发行流通的现状,是全球货币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示。老干部们将历时多年收集而齐的世界流通硬币悉数捐出,充分彰显了他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更是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关怀。     

民国三年甘肃袁像一元银币赏析

甘肃造币厂源于民国九年（1920）孔繁锦担任陇南镇守使时设置在天水的铜元造币厂。民国十五年（1926）8月,刘郁芳为兰州代理督办,成立甘肃造币厂,为甘肃最早的银元铸造机构,始铸甘肃银元。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像（甘肃）银币铜质试样币极其罕见,其为红铜材质,浆色自然天成,铜色更是呈典型熟旧,整体绽放五彩包浆,弥足珍贵。     

1949:中共接管上海的经济治理

正1949年解放初期,一位西方记者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对这个预言,在上海解放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其超乎寻常的声音说了"不",并预示了这个预言的破产。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执政舞台。但其执政环境十分恶劣,稍有闪失就可能失去上海。当时的上海,天上有国民党飞机接连的轰炸,地上是帝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     

从明清时期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看中西文化交流

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崇祯年间。崇祯四年（1631年）,马尼拉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派遣意大利传教士高岐（Angelus）等11人经台湾抵厦门进福州,在福建设立第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区。同年六月初一,高岐等人进入福安县境。落脚溪东村,将一座民房改建成教堂,为外国传教士在闽东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随后,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交溪沿岸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先后在罗家巷、顶头、六屿、下胚建立传教点,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福安城关等地改建教堂,发展一批教徒。从崇祯年间直到雍正年间其发展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