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损国利 证据存海外

在中国金融史上有着一块切肤之痛的历史伤疤,那就是清末民初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腐败当局所举借的外债。根据目前的史料,第一笔外债为现存中国国     

北洋时期的电信外债

电信虽创办时间较短,但是自创办以来,统治者吸取铁路、邮政部门的教训,极力避免对于北洋时期电信与列强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列强“利用借款扩大权益,在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方面进行侵夺,使中国电信更加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北洋时期各派军阀为获得帝国主义财政支持仍不惜出卖电信权利”。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建国初我国的外债与援外

建国之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为世界所瞩目,这一段时期中国广交朋友。做客送礼、招待朋友是其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好客的主人、礼貌的客人,新中国把自己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在外交往来的礼品单上,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却是当时能拿出手的最好礼物,而朋友们送来的礼品也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     

甲午战争时期有关台湾外债问题的几点辨析

1894年8月4日,台湾巡抚邵友濂上奏光绪皇帝“布置海防情形并请饬拨的款以资接济”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他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以自有之财供自有之用,仅能自给,毫无余裕”,现在筹办海防,“需械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民国前期广东外债概述

民国时期,广东政府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只得乞灵于借债、发行公债库券和银行兑换券等手段,以作弥补。历届政府曾举借了巨额外债,由是常借新债以偿旧债,债台高筑,无法按期清偿。但不同时期,广东借外债的用途亦有相异。一般来讲,早期因军阀割据混战,当政者戎马倥偬,所借外债多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属于财政借款。而在陈济棠统治时,省内形势较为稳定,故所借外债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实业建设,性质为经济借款。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在晚清铁路外债举借过程中,洋务官员逐步有了成型的、带有明显思想倾向的外债观,芦汉比国债款交涉是典型的蓝本。其核心是在依赖心理驱动下生成路权与债权交换的主导思想。在体现外资合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排斥商股、模糊抵押权限、利用外资形式偏执等诸多偏差,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排拒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观点

美国衰落的迷思 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美国的AAA评级，这是自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美国经济遭受的又一次羞辱。美国的困境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来表达：年度外债超过1万亿英元，875万人失业，油价则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的高位。现在，不分左右、高低贵贱，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国家再振雄风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可能会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