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北宋社会思想语境中的士人绘画理论研究

北宋独特的社会思想和文艺形态,为士人绘画的实践和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程朱理学的确立与文以靖国的立国政策,使得士人绘画占据了北宋画坛的主导地位,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士人艺术思想的发展。     

明代嘉靖士人陈良谟的别号

今人杨廷福、杨同甫桥梓巨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下册第403页）谓明嘉靖士人陈良谟（1482—1572）的“号、别称、室名等”为“楝塘、天目山房、楝塘先生”,出自明代张时彻撰《芝园定集》卷四十三《明故进阶嘉议大夫资治尹前贵州布政使司右参政楝塘陈公墓志铭》,凡四见。其实吕楠《泾阳先生文集》卷七《赠少参楝塘陈君序》两称楝塘,而《索引》作者或未曾入眼。     

经典淡出之後：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

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於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的出现,部分就是在填补这一空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也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不论是菁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於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     

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在东汉中后期,随着士人个体内心的觉醒,士人从对“六艺”的全面掌握,逐渐转变为侧重于掌握琴、棋、书、画等艺术性科目,而且“六艺”的礼仪功能逐渐被其中蕴涵的娱乐性、游戏性、抒情性等审美特质消解。带有审美特质的士人游艺活动增多,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游艺已成为东汉中后期士林的一种时髦风气。     

汉魏汝颍士人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汉魏汝颍地区悄然兴起的士人集团在东汉后期、曹魏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区域文化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汝颍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发达的经济和良好的区域文化背景,更兼有政治中心的东移、地方官的教化和察举制度的实行等因素的作用,才促使了此地区士人集团的崛起。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从春秋到战国:论战国时代“士”的概念及其转变——以《战国策》为例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风貌发生了几个显著的变化。士人由春秋时期的稳定性和固定性转向非确定性,非阶级性。士人的价值理念也发生了裂变和分化,都展现了与春秋时期截然不同的而又独具特色的一面。     

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为元代“多族士人圈”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由元初的汉族士人为师,蒙古、色目人为生,发展至出现蒙古人、色目人为师,汉族士人为生的变化,反映出汉文化传播的进展。其间所展示的超越族群藩篱的师生情谊,构成多族士人网络的基础。师生情谊在传播斯文、“用夏变夷”中发挥一定作用。虽然元代各族始终未能高度统合而达致长治久安,但其症结在于政治,而不在于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