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汉画像石中所见车骑出行图考释

临沂是我国汉代画像石出土较集中的一个地区，画像石不但遗存数量多，而且雕刻精美，内容丰富，尤其是画像石中较为多见的车骑出行图，更是形象的再现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场景，那骏马昂首奔腾，疾驰华贵的车乘，前有导骑，后有随从，簇拥满道，车水马龙，场面十分壮观。现对车骑出     

梁庄王墓出土文物赏析之三——明梁庄王墓瓷器辨识

明代梁庄王墓随葬的瓷器共8件（套），除3件出自墓葬的前室外，余皆出自其后室。根据它们的出土位置和纹饰，其中7件（套）属于王的随葬品，汉1件（套）属于王妃的随葬品。     

江苏江阴市青阳镇里泾坝宋墓

2002年2月,江阴市博物馆对位于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里泾坝村的一座宋代墓葬进行了清理,并将其石椁整体搬运至博物馆内进行修复保护。现将此次清理工作的主要收获报告如下。(一)墓葬形制此墓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开挖鱼塘时被发现的,当时已遭盗掘。残存的墓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2020年4月至5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理了11座清代墓葬。这批墓葬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较好,根据墓主人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尤其是金质发簪,成对出现,成组使用,并且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多样精美,是了解和研究清代首饰的重要实物资料。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清晚期,这有助于探究清代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西北部社会生活状况与丧葬习俗。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安徽寿县汉墓铜翼兽及相关器物的年代探讨

战国时期有翼神兽从西方传入中国,汉代中国境内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逐渐增多,并沿着自己特有的演变轨迹,形成了从半匍匐状的龙变成行走状的辟邪的发展序列,但其中存在一些缺环寿县汉墓出土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不仅弥补西汉早中期到东汉晚期翼兽形制演变的年代缺环,也为国内外几件馆藏铜翼兽形筒座的年代判断提供重要参考。     

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探析

近十多年来,淮南地区新发现了四座南北朝时期墓葬。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的年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6世纪中期为界,前段受南朝文化影响较深,后段北朝文化因素逐渐凸显,南北方文化逐渐融合成了全新面貌,并且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隋墓。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反映出淮南地区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与功能探讨

不同空间赋予了器物不同的意义,墓葬空间中的随葬铜镜除保留照容特性之外,还拥有多重功能。通过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墓葬中铜镜的放置方式和出土状态,可以发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逐渐固定、空间属性明显加强。墓葬中的铜镜除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外,还作为玉璧替代物,与其他器物组合出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功能是古代镜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风俗也流播至海外,周边国家对此仿拟、沿袭,并进行了适宜本土文化的改动。     

汉文帝霸陵研究三题

霸陵的“薄葬”,一是指其“丧礼”的简化,二则仅表现在大陵园不起高墙、帝陵“不起封土”且仅以平铺的河卵石为界等;霸陵在墓葬和陵园规模、外藏坑数量等方面与西汉中期帝陵几乎一致,更多地体现出了“简化葬礼不减葬制”的基本特点。形制要素的创新,则表现在双重陵园的首创、外藏系统的形成、葬墓的出现三个层面,这些变化对西汉帝陵规制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

墓葬神煞泛指古人丧葬观念中墓葬内外各类吉凶神祗.中古时期墓葬神煞观念的流传通常有实物、图像、文本三种可视物质媒介,包括俑像、画像砖、壁画、葬书、文书、石刻等多种形式.宋元时期相同的神煞名目、相似的神煞形象,亦可分属于不同的观念系统乃至其他观念体系,从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蕴含着差异与变异的墓葬神煞观念并非一以贯之的稳定系统,分析其所表现的连续与断裂、碰撞与调和、误解与再造,得到的是多重语境的观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