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探访上海犹太人

当西方国家拒绝接纳在死亡线挣扎的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上海成为拯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辽朝防御西夏的“障塞”地理区位初探

辽朝在其西南边境配置以“威塞州城”“金肃州城”“唐隆镇城”为代表的重要城镇及其他城邑。其所构建“障塞”或“边城”防御工程自然分布于上述城镇所在地带。金肃州城即今达拉特旗南缘康家渠村古城,唐隆镇城即今准格尔旗南部纳林河古城,威塞州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据此推论,辽朝“障塞”延伸于今准格尔旗纳林河古城西侧、今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南侧的东胜梁高地,并向西北延伸,随着辽夏边界的弯曲而转向北方,抵达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相望的黄河南侧终止。在达拉特旗南部与东胜区接壤的地带新发现一道古代长城遗迹,应该就是辽朝新建的“障塞”;而从南自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纳林塔村、北达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敖包梁村的古长城遗迹,应是辽朝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予以修复而利用的“障塞”局部段落。     

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本文首先分别考察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各自建置长城的次数、时间、起止地、具体走向、长度。其次,探索了上述三个时期所筑长城的相互关系,每次筑长城的监筑者和规划者等指挥人,以及参加修筑者的人数和身份,建筑工程的技术、材料和艰苦程度。最后,论述了当时筑长城的必要性,并通过战例指明长城的整个军事防御体系及其重要的战略战术地位。     

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遗址的量化统计分析

近30年间,中国辽吉两省、朝鲜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列燧"遗址,主体性军事类障塞、中枢性行政类城址和附属性保障类遗址等重要的长城障塞遗址,累计调查发现的障塞数量规模已相当可观,为我们进行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量化统计分析,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本文通过量化统计得出:目前在总长约1081公里的辽东长城障塞线上,共发现"点线式"障塞结构、"线段式"短垣结构和"线条式"长垣结构三种构筑形式;其中障塞结构遗址162座;"线段式"短垣结构遗址3道8段;"线条式"长垣结构长120公里。使我们对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的地理分布、障塞类型、设置规律、建筑特征、历史分期等方面,初步有了一个理性认识。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寻找梅里爱

许多年后,面对上帝,雨果·卡布雷特准会回想起他和伊莎贝拉在图书馆里翻阅电影史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