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启蒙和大革命“纠偏”——基佐的宗教思想与实践

作为法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享有盛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基佐已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作为新教徒的基佐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1814—1848年,基佐专注于政治思考和实践。不过从他对启蒙和大革命的反思,他在任公共教育大臣期间颁布的《基佐法》,以及他对天主教自由派争取教育自由的支持中,可以窥见宗教在其政治设想中的位置。1848年退出政治舞台后,基佐专注于宗教思考与实践,在新教团体担任要职并出版了几部宗教著作。基佐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以及调和天主教会与新教会、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努力,构成了19世纪法国同情宗教的人士为启蒙和大革命的反宗教倾向"纠偏"努力的一部分。他的成败也折射出大革命后法国在政教问题上遭遇的困境。     

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

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它与欧洲殖民扩张相伴随传播到世界各地。西义文明的基本内涵在东渐过程中,从基佐到福泽谕吉再到梁启超,有一条清晰的承继脉络,同时也有吸收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对文明的积极倡导,反映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性话语的影响力。文明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或概念,而是成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欧洲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试图为本国找到富强之路,在吸收中建构起适合于本国的文明。但西义文明在日本和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却颇为不同。     

基佐文明进步史观述论

文明进步史观是基佐史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从文明一词的多层面分析入手,强调了文明进步的持续性,并进而提出多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多种要素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了欧洲文明的逐渐进步。这种从长时段出发,关注文明进程中的各种事件的因果性、规律性等特点,体现出基佐文明史观与伏尔泰文明史观的相异性及对伏尔泰文明史观的发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