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篇目设置中的几个问题

<正>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续编县区和农场志的篇目,感到这些篇目的拟订是下了功夫的,基本上能反映当地和农场的全面情况。但有几个内容归属和标题名称似有不妥。现谈谈看法,供正在进行续志篇目设计的地方参考。     

让英语教学向实用性发展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初中英语教学实际情况中,仍然存在忽视课程标准的要求,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传统的注重读写译和语法教学的方法和课堂结构,忽略听说训练,因而不能充分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中英语教学目的。鉴于此,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和从事初中英语教学的实践,就如何转变思想观念,严格执行课程标准要求,改革教学方法,抓好初中英语听说训练的问题,浅谈管窥之见,求教于大家。     

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大型文化工程《吉林省音像史志》全面启动

吉林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始自1983年，目前已出版省、市(地、州)、县(市、区)三级志书近400部，各级各类年鉴及史志类成果1000余部，总字数约5亿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了解历史和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传统的仅靠书籍字来反映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因此，采用多媒体手段编史修志已是大势所趋。     

权力的让渡和主权的坚持:略析欧洲一体化中的“主权让渡”

欧洲一体化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让渡和共享,但成员国仍然保持着主权,并主导着一体化。证诸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到:一、所有的权力让渡都需要成员国全体一致同意,体现了成员国主权的行使;二、"辅助性原则"限制着权力让渡;三、偏向于"政府间主义"的"机构间平衡",共同体/欧盟的决策/立法权始终掌握在由成员国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手中;四、种种"灵活性"和"例外",使成员国在权力让渡的问题上保持最大限度的自主性。     

省外动态

1月4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正式挂牌。在方志馆临琼楼一层,还将新开设地方文献第一阅览室和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专门为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服务。(《楚雄今古》2009年第1期)     

论日本集团意识的社会历史根源

集团意识(团体主义、家族主义)是日本社会意识的重要特色。它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及民族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日本集团意识产生、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对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和稳定中日友好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