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纪要

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主办的“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顺利举行。来自两岸13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地图学史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

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心,从大区域、长时段的角度总结了东亚、伊斯兰世界和南亚传统地图学的特色。认为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随着西方科学地图学成为主流,非西方地图学传统发生了断裂,但后者并非一夜之间消失于世,而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江汉堤防图考》的来历及史料价值初探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江汉堤防图考》,是海内外孤本。是书成于明隆庆二年(1568),图考并重,内容丰富,详述明隆庆年间长江中游地区水利堤防形势及治理过程。该书在清代、民国初年几经辗转,于1923年前后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社会》一书曾引用《图考》内容,并做了简要介绍,由此引发了国内学界对此书的种种推测。此书是了解明中期长江中游段河道变迁、堤防工程、治江策略和堤防管理的重要文献资料,当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一部反映明中叶及以前长江中游地区水利堤防形势的水利专著和图集,对于长江水利史及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

文章从地图学史的视角,结合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理论进展,讨论了对古地图上错讹地理信息的合理认知和处理方法。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来源芜杂,兼有实际和想象的内容;且其表现形式多样,兼具实用和装饰目的。因此,古地图上的错讹必须以丰富的地图学史知识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去理解。文章以19世纪初以前中外古地图中对西沙群岛(帕拉塞尔)的表现为例,分析了错讹出现、维持以及最后消失的原因。作者认为,"古Pracel"的提法不符合地图学史,系对古地图地理信息的误读。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明清时期地图学史三题

戴维·伍德沃德主编的《地图学史》第3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的定义、发展模式、转型模式、社会背景、科学性、社会功能,以及地图在当时欧洲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分地区对南欧、德意志地区、低地国家、法国、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东-中欧、俄罗斯等地的地图学史进行了叙述。该卷所展现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学面貌,对比同时代的中国明清时期地图学状况,可以发现地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的形成与层次、地图绘制与使用的群体和制图技术发展的不同步性等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

幽思与胜览是两宋时代地图学中的两个重要思想脉络。在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对当时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政府测绘边疆地图的同时,激发了私人对边地的探险旅行和地图测绘活动;各类"天下"舆图的绘制,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了王朝整体地域形象;推动了历史地图和州郡类区域地理图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强烈的思想感情驱使下,石碑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成为宋代地图绘制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地图绘制形式的发展。与幽思相比,胜览更多地体现了宋代地图学发展中的乐观因素,推动了八景图意象的兴起和山岳地图的流行,在中国地图学中开出一朵灿烂夺目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地图学”——《图绘中华，经纬天下》之历史地图学研究摘译释议

美国汉学家司马富在他所著《图绘中华,经纬天下》一书中,以中华外部的“他者”视角,着重考察宋代以来“天下图”的流变及其文化意涵,由此揭示中古以来我国地图创作中所反映的传统天道论与地理观念、政治制度与世界观等诸多特征及演变规律。作者在书中主要运用的中西比较地图学分析方法及其所倡导的广义“文化地图学”理念,对我国历史地图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晋图开秘: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制图六体”与裴秀地图事业

在既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叙事中,裴秀及制图六体获得了与其实际贡献并不相称的崇高地位和价值。本文梳理不同文献所载"制图六体"文本差异,拟定其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定本,分析文本的三重释义层次及其蕴含的方位与距离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而整理出裴秀地理(地图)著述篇目并分析其内在关联。通过对"制图六体"与裴秀地图事业各自性质与应用条件的分析,阐释出二者之间关联的可能性。经由对"制图六体"后世流迁过程的梳理,更加呈现出裴秀及"制图六体"的本真面目和应有价值,从而纠正若干长期充斥于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误解。     

重构地图：对早期地图发展历程的思考

在《地图学史》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图学史》中，丛书主编J. 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对地图提出了新的定义，不仅拓宽了“地图”的范围，而且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从而为这套丛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进而影响了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趋势。如果将这一定义以及定义背后的认知应用于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话，那么同样将会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并最终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的面貌。不仅如此，本卷结合人类学、考古学和认知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地图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认知，且确定了一定数量的史前地图；而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则基于对存世地图的全面搜集，以及与文本材料和历史背景的结合，尽可能复原了这一时期不同区域地图的种类和绘制特点，破除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常识性错误。上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学术视角与相关结论，同样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这样，不仅会对一些老问题得出新的认知，而且将会真正使得古地图成为一种“新史料”，最终古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研究对象将不再仅仅是古地图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