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缩小打击面,保护大多数,“团结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的特点出发,提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政策措施。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和陇东、三边战役后,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让他回西北局主持工作,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土改运动中的群众动员——以晋中新区土改为例

群众动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顺利完成的第一步骤、关键步骤。面临未知的土改,贫雇农阶层和地主、富农共同抵制土改。当土改工作组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群众动员后,贫雇农转而支持土改,运动得以开展完成。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土崩瓦解,中共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清算”发挥不同的作用,但都是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在南昌县土改中,“清算”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工商业兼地主”,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通过“清算”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果实,有效缓解了由于乡村公粮负担繁重而造成的生活、生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初期土改中的“清算”已不同于1945-1947年的“隐性土改”,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救荒”措施,这是中共新政权把民政工作“政治化”的表现.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洁、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     

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     

河津县的土改背景

1947年4月,河津县宣布解放。在解放初期,河津县的顽伪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在此还比较薄弱。为了巩固党的势力,消灭农村的封建残余,团结力量支援前线,从1947年至1951年河津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本文从河津县参加土改的情况,土改前全县的各种势力及经济状况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河津县的土改背景。     

康生与“谋杀苏枚”案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计数,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