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山城与高句丽山城比较分析

<正>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司遗址逐渐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文物保护学界的关注。2012年,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县唐崖土司遗址等以"土司遗址"的名义,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据说中国政府已经提名这些土司遗址,申报2015年世界遗产,这些遗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申遗"的进行,考古成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其中就将土司山城与周边山城甚至与欧美山城比较,以说明中国西南土司山城价值的文章。比较研究,应本着先近后远的顺序1。中国东北和朝鲜高句丽时期存在大量山城遗址,这些遗址已经有较多的考古研究,在土司山城的比较研究中,先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城类比,再与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民国时期甘肃改土归流后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

民国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土司辖地被纳入与内地一致的省县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激化了新的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促使甘肃省政府展开界务调整,但实际勘划并不完全与相关勘界法规相符.狄道赵土司辖地乔家沟以耕种土地租户的籍贯为标准而划归渭源;河州何土司辖地何家堡则在甘青省界调整的过程中被划归永靖;卓尼...     

永登海德寺和红城感恩寺调查研究

永登县海德寺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红城感恩寺始工于明弘治五年（1492）,是研究甘青地区藏传佛教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两寺一毁,另一明代塑绘有较大的损坏。本人是根据1963年损坏前的调查记录整理,记述了当时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分布及内容。要者如感恩寺大雄宝殿各有题名的影塑78身,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史事有着重要的价值。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荆南雄镇 唐崖土司城址

<正>作为土司遗存的典型代表,2013年初,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组成的"土司遗址",被确定为2015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目前申遗文本已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即将接受国际专家的现场考察评估。     

尘埃落定的“土司王国”

1998年,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问世,给人们带来了土司王国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说中那充满浓郁藏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风情,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则惊讶于土司生活的富贵与奢华,在那样一个生产力还颇为落后的边地。     

这个土司王朝八百年

搭龠、唱戏、落梁,在湖南湘西深山中,一出土司的大戏从五代一直演到了清朝,竟然唱了八百余年。35位土司依次粉墨登场,他们同属一家一姓,或喜好戎马,或怡情山水,或只是一个忧伤的终结者;     

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从班洪事件看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运作

重新考察“班洪事件”时云南边疆管理机构运作的得失,反省民国时期云南治边的成败,于现实多有裨益。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形成了土司、县政府、殖边督办公署三级管理体制。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三级管理机构的政权建设均不完善,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第二,三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缺乏负责任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对边疆经营管理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