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梳理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逻辑联系,对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进行研究。二者逻辑联系：体育赛事推动节事旅游发展;体育赛事丰富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体育赛事促进社会文化交流;体文旅融合具备政策支持。据此提出场馆赛后利用思路：打造成都体文旅新地标;开发大运会主题旅游线路;举办特色节庆展会活动;建设体育旅游休闲街区;建设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数字文旅建设推动数字政府效能提升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数字文旅建设呈现的四大趋势,包括普惠化、集约化、平台化和可信化,其次总结数字文旅建设面临的挑战,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提升数字政府效能的数字文旅建设措施。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以文为根，以旅为脉，以商为实”潭柘寺镇文商旅融合发展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实地调研结果与相关资料,从潭柘寺镇民宿消费的顾客来源、市场定位、交通条件等角度分析其目前存在的问题,以紫旸山庄为主要分析对象,规划以文化为核心、消费者为导向、民宿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模式,挖掘当地文旅资源,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潭柘寺镇民宿与本地文旅结合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深化当地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大众旅游、智慧旅游和“旅游+”发展。     

唐《慕容智墓志》考释

甘肃省武威地区出土的唐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记载了墓主的家族世系和入侍经历,填补了吐谷浑王族世系的空白.志文首次提及吐谷浑王族又一先茔"大可汗陵"的存在,明确了吐谷浑王族在武威地区至少存在两个陵区的事实.志石侧面还发现有两列未能释读的文字,初步推测应为失传已久的吐谷浑文.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吐谷浑王族历史及游牧民族文字构造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国难当头赴前线 血战沙场万古青——记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宜宾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率先拉开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艰难曲折的反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好儿女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号召,潮水般奔赴各抗日前线,用他们的智勇、鲜血和生命,换来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钟子莲第一次完全胜利。     

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