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光荣的和平”的破产简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     

“二战”期间活跃在加尔各答的中国空军监察队

<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一个密电组,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任该组顾问,以日本军用密电为对象,进行研译。1940年4     

仇鳌在湖南和平解放中

“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异守。这次和平解放，不放一枪一弹，实为三十八年中绝无仅有之盛举!”这是一位华兴会反清志士、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元老、湖南和平解放三主持人之一的仇鳌老先生，在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成功日，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萧劲光将军的宴会上，发自肺腑之感言。今日翻开刻骨铭心的历史一页，记忆犹新。     

伪蒙疆政权的绵羊改良活动

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是畜产统制的核心,即对绵羊的增产改良、羊毛的收购、对外输出等,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导、控制措施。其中,绵羊改良是羊毛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为了获取重要战略资源羊毛,日本将该地域作为大陆绵羊改良的基地,通过伪蒙疆政府、日系企业、蒙古绵羊协会等组织对肉、皮兼用型的蒙古原种绵羊进行改良,实质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羊毛这一急需的战略资源。     

莱芜战役的两个韩军长(上)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战场——将军的摇篮》,是聂凤智将军对一生战争经历的回忆。这本书里说,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聂凤智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俘获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后来才知道,是误捉了自己人。     

党的“三大”与统一战线

今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第三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党的“三大”因党制定并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而载人党的史册。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争取联合扩大同盟军的战略和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党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大法宝”之一。     

1949年前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变化与国民党当局应对

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方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并逐步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战略。渡江战役后,英国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会解放全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适当时机对其承认。1949年10月英国确立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立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英国及世界各国关系。国民党当局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活动阻止英国承认新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关系逐步向好发展,国民党当局与英国关系则逐渐疏远。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之差异与舆论交锋

淮河水灾问题是指淮河水灾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突出的问题,对淮河流域革命有巨大影响.在国民党政府前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不同,双方进行了舆论交锋.这一过程也是国共两党社会形象构建过程,从而影响了人心向背,决定了革命的走向,最终中共在人民支持下取得了革命胜利.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