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辽宁国民会议代表选举风潮——以东北大学为中心

1931年4月,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在辽宁备受关注,但事实上张学良已经拟好名单.在东北大学选 区,他授意校当局按其拟好的名单进行选举,引起该校师生的反感,选举结果也与张的期望相去甚远.张学良于是利用权势处置了“祸首”,并重新选举了代表,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他的民望却受到损害.此次风潮虽有国民党分子的鼓动因素,但主要原因...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1924年,孙中山抱着和平统一中国的目标到北京与段祺瑞、冯玉祥等共商国是。由于疾病缠身,孙中山此次北上成为他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他同肝癌作着斗争,也争取着国民会议的召开。但终究回天乏术,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

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会议旨在"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并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准备.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由于中国政治权势的重心已经失却,善后会议未能实现主持者"和平统一"的初衷,但会议反映的中国政治语境变化及政治家的因应,却值得研究者关注.     

辛亥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关于杨度、汪精卫等人于辛亥民军、清军的战事陷入胶着时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界一直认为不得人心,因而短命,其组织、人员也语焉不详。仔细梳理比勘新旧各类相关资料,不仅能够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与辛亥政局鼎革的复杂关系,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个中国革命的巨人死了

孙中山北上的路线是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到日本,再到天津,转上北京。一路上,由于旅途颠簸,加之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宣传一番,弄得非常辛苦,所以半路上肝病便发作了。到了天津,肝病已经很厉害。请了很多名医来看,没有看好,他又惦记着国民会议的事,跑到北京。     

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一级上将何应钦(连载18)

何应钦,黄埔军校的总教官,国民党一级上将,担任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军政部长等要职,是黄埔系里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历史学家。本刊从2010年一期起,连载熊氏所著长篇《一级上将何应钦》,以飨读者。     

“约法之争”的两个问题

"约法之争"是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为是否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发生的一场争执,以蒋介石强硬地拘禁胡汉民收场,结果引发了国民党内的轩然大波,影响时局甚巨.关于"约法之争"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基本过程与胡汉民的立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