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山西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著名的有曲沃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及北赵晋侯墓地,黎城西关、浮山桥北、绛县横水墓地等。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普遍将这些遗存均作为西周封国的遗存看待。该文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认为对这些墓地尚不宜一概而论,他们实际存在着国与族的差别,即诸侯国、封国以及采邑的差异。从族群来源上讲有来自关中地区姬周系统的虞、晋、杨等诸侯或封国,也有出自晋南古族帝尧后裔黎国,还有源自殷商遗民的先国,以及出于戎狄文化系统的倗氏。只有更清楚的区分出众多西周墓地所属是国还是族的差别,才能较好的认识周王朝对晋南统治的格局。     

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下)

“造成一个国族”并藉此“将国民打成一丸”,既是清末民初时期凝聚国族意识的政治思潮,也是以汉族意识高扬为核心的国家整合行动,更是在多民族环境下因应欧美民族国家建构潮流的政治思考和学术取向.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恰恰就是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时代,而一再关切“书生何以报国”的傅新年自然不能不卷入这一时代潮流当中.本文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背景下,以傅斯年民族思想和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为核心,分析了民国初年国族建构思潮的历史脉络.     

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孙中山撰写的两篇《族谱》序言述论

孙中山于1920年代初分别为合肥阚氏和蕲春詹氏撰写族谱序言,即<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借为族谱作序,将革命思想与现代观念援入族谱,并试图从传统家族观念中,剥离出有助于现代民族、民权、民生的内容,以改造后的家族观念服务于国族构建,使家族建设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意义.     

“国族”与“国族文化”辨析

林先生的文章《由"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所引起的新思考》,在王立新的"文化滞后性"基础上,论述了他对"国族"与"国族文化"的"新思考"。所谓"国族",指的是进入同一国的不同族群经过融合形成的"非此非彼的族群";所谓"国族文化",指的是"一种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混合文化"。文章认为王立新所讨论的"文化滞后"中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不是"王朝文化";同时否定"夏商时代的国家组织仍有浓厚的血缘特点"。本文从商周历史及早期国家的特点诸方面提出了商榷意见。     

观点

本期封面文章以“百年清源”为题,一语双关,借主人公的本名,对其在围棋、信仰与国族认同的矛盾纠结的一生,期望能够有所清源正本。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棋盘边的政治——天才的国族迷思、无奈与超越

中国与日本,是吴清源漫长一生身份认同的两个主题．他在中国成长至14岁,印上了挥之不去的文化胎记,又在日本较好的专业与生活环境中成才成名;但两国近现代史上的交恶与战争,一度给他造成了持续的心理紧张,并波及其生活。政治;麦驾于一个以棋艺为天职的天才头上时,确乎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赴国难、爱中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的抗日救亡运动探析

在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基督教学校能否如中国的国立教育一样爱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纵观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无论是基督教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坚持人格救国的另类基督教教育机构还是直面救亡的基督教医疗教育机构,虽蒙受巨大损失,但均能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弦歌不缀,直至停办,是谓＂积极的有为＂;或严格律己,抵制寇伪诱降和大后方安逸生活,是谓＂消极的有不为＂,两相结合,有力地为中国＂造就领导民众人才＂,修正了晚清以来其被固定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旧时的形象,彰显出如中国国立学校一样的国民品质和国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