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的几点阐述

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的研究中,现在仍需阐明的地方还不少,现仅就三个问题试作分析探讨。一、湘幕之争 太平天国运动起后,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办理团练,但李氏在安徽没有立住脚,而湘军却日益强大,需要更多的人材佐助。咸丰八年十二月,李氏来到曾国藩幕府。此后,经过具体事务的锻炼和曾氏的着意培养,李氏的能力增长很快,其独当一面的志向有所显现,不遂愿,便时感失意与压抑,因此在诗中写道：“昨梦封侯今已非”、“归老湖边埋姓字”。对李氏急于立功     

绅士无以救时:咸丰六年清廷推行团练"任官督率"的背景与意蕴

咸丰三年后京内外官员对于团练效果的激烈批评使得实际承担办团使命的钦派在籍绅士承受了无以救时的沉重压力.在咸丰六年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团练效果的清廷从相对易于调整和见效的"治法"入手,尝试在10个形势紧要省份推行团练"任官督率"方案,以期收回从地方官员转移至钦派绅士的团练控制权.然而,十省督抚对"任官督率"方案的变通和迁延表明,尽管此前数年对钦派绅士多有不满,责重事繁的"办理团练"事宜务须统合官绅之力仍属共识.咸丰六年的"任官督率"尝试是嘉庆年间首次广泛兴办团练以来清廷从"顶层设计"上探索社会动员策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揭示其背景和意蕴,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咸同时期团练的作用与角色,亦可加深对于晚清时期的官绅关系和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动员的理解.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从一封书信看吴仲翔的船政思想

吴仲翔,字维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清咸丰五年（1855年）举人,报捐训导。以办理团练出力,选授兴化府学训导,后改授南平县学、莆田县学。同治六年（1867年）,由船政大臣沈葆桢荐调赴船政局办理文案、提调等差。同治十三年,     

曾国藩四次遇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他在世时,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骂名。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礼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编练湘军,从此成为太平天国最强劲的对手。曾国藩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为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指挥湘军四处征战,最终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这也使得他的名声威望达到顶点,一度官至直隶总督,成为清王朝最为倚重的汉族官员,死后被清廷追赠为太傅,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