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梳理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逻辑联系,对成都大运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体文旅融合思路进行研究。二者逻辑联系：体育赛事推动节事旅游发展;体育赛事丰富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体育赛事促进社会文化交流;体文旅融合具备政策支持。据此提出场馆赛后利用思路：打造成都体文旅新地标;开发大运会主题旅游线路;举办特色节庆展会活动;建设体育旅游休闲街区;建设中小学研学旅行基地;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水平。     

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环中国海古代分域发展的“四洋”航路,构成海洋全球化之前东亚海洋文化的传统格局。新石器时代夷、越先民,初创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原始海洋文化与初期航海实践,从近岸陆岛穿梭到远海、远洋逐岛梯航,见证于丰富的史前、上古沿海考古发现。夷、越土著先民多区系的原始海洋文化,是汉唐以来“四海”“四洋”分域航路发展的史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海上丝绸之路”著称的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并不是“丝绸之路”在内亚大陆“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与陆海“变迁”的被动结果,而是环中国海海洋土著先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政府视角下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以榆林市为例

全域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为产业的引导者,如何找准文旅产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实现精准发力和有效引导,是很多地方文旅相关部门困惑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全域旅游目的地发展演进为例,提出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旨在为不同阶段的文旅发展提供开发导向。     

半坡和姜寨出土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的酿酒功能

本项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检验了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11件仰韶文化早期尖底瓶中的微植物和微生物遗存.从残留物中发现的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和棒状方解石晶体中获得的多种证据表明,这些尖底瓶曾用于酿酒.酿酒原料主要包括黍等其他谷物(粟、稻米、小麦族)、豆类和块根植物(栝楼根、芡实).使用芦苇吸管咂酒可能是当时的饮酒方法之一.仰韶人掌握两种酿造方法:利用发芽的谷物酿造谷芽酒和利用发霉的谷物加植物茎叶制麴酿造麴酒.这两种方法有时分别采用,有时也许同时采用.     

隋唐洛阳城里坊门的形制

隋唐洛阳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普通百姓的居住区被限定在里坊内。里坊基本呈方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坊门,坊门严格按照律法定时启闭。以隋唐洛阳里坊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壁画、碑刻等材料对坊门的记载,以及唐代建筑研究成果,可以推测隋唐洛阳城里坊门有单层式与城楼式两种样式,坊门屋顶采用级别较低的悬山顶。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     

试论年鉴的专记

金达迈在《沧桑》2012年第6期撰文指出，年鉴的条目体避免章节体叠床架屋的缺陷，简明扼要。但条目体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琐碎、粗略、缺少深度，难以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年鉴中出现一种“专记”的体裁。近几年，在年鉴中运用专记越来越多的原因在于：在撰写每一个条目时，只能记述这个条目本身发生、发展等演变情况，如果遇到牵涉到几个条目的内容，不得不设立专记特目。     

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四马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铁器、铜器等,丰富了重庆主城区汉墓考古材料,为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问世,成绩斐然,今综合考察相关成果,发现其多从元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特点、科举制度对士人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元杂剧等文学题材的影响。我们认为分区、分期及家族性的个案研究,对其影响从社会角度综合性考察,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是未来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     

韩国传统婚俗中的“中国元素”

韩国自三国时代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婚姻礼俗文化,但由于"土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背后政治势力的阻挠,直至朝鲜王朝末期,由于政治上尊周思明的需要,英祖命李縡仿效《朱子家礼》编纂了《四礼便览》,才终将婚姻礼俗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考察中国婚姻礼俗在韩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当代韩国传统婚俗的程序及其有关婚姻的各种理念,都脱胎于中国,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这表明韩国传统婚俗源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