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史前基础

环中国海古代分域发展的“四洋”航路,构成海洋全球化之前东亚海洋文化的传统格局。新石器时代夷、越先民,初创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原始海洋文化与初期航海实践,从近岸陆岛穿梭到远海、远洋逐岛梯航,见证于丰富的史前、上古沿海考古发现。夷、越土著先民多区系的原始海洋文化,是汉唐以来“四海”“四洋”分域航路发展的史前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海上丝绸之路”著称的中国古代航海与航路,并不是“丝绸之路”在内亚大陆“衰落”“堵塞”后的地理“转移”与陆海“变迁”的被动结果,而是环中国海海洋土著先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政府视角下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以榆林市为例

全域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为产业的引导者,如何找准文旅产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实现精准发力和有效引导,是很多地方文旅相关部门困惑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全域旅游目的地发展演进为例,提出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旨在为不同阶段的文旅发展提供开发导向。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四马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铁器、铜器等,丰富了重庆主城区汉墓考古材料,为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问世,成绩斐然,今综合考察相关成果,发现其多从元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特点、科举制度对士人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元杂剧等文学题材的影响。我们认为分区、分期及家族性的个案研究,对其影响从社会角度综合性考察,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是未来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     

禅让行事官小考

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韩国传统婚俗中的“中国元素”

韩国自三国时代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婚姻礼俗文化,但由于"土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背后政治势力的阻挠,直至朝鲜王朝末期,由于政治上尊周思明的需要,英祖命李縡仿效《朱子家礼》编纂了《四礼便览》,才终将婚姻礼俗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考察中国婚姻礼俗在韩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当代韩国传统婚俗的程序及其有关婚姻的各种理念,都脱胎于中国,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这表明韩国传统婚俗源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