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被“局外中立”遮蔽的历史: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筹议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涉及主权恢复与利益挽回,更与东北边圉安全以及“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清廷上下极为重视,对战争善后的筹议与“局外中立”平行展开.从战事爆发到两国议和,内外臣工数次集中讨论日俄局势因应之策与战后东北经营方略,有针对性地提出调停争端、严守中立、加强边防、改制行省、推行新政、开埠通商以及联日抗俄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多项建议,基本确定了战争善后的总体框架,拉开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序幕并为之奠定基础.梳理这一过程,可见清政府应对两国战和局势、处理战争善后的心路历程,有利于把握战争善后事务的基本脉络及各项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对于清末新政研究不无裨益.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从西原借款看1916—1918年日本对华政策

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的外交失败经验,决定转变对华政策。由武力硬索转变为"日支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手段。"西原借款"由此应运而生。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秋,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抢掠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清军进藏,驱逐廓尔喀,收复失地。次年八月,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逼近其国都阳布,廓尔喀“迭行具禀乞降,情词极为恭顺,已明降谕旨,赦其前罪,准其纳表进贡。”(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准廓尔喀乞降撤兵通谕中外上谕》,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册第76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历史上的十一月

本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关于六亿支前借款通知，向市区内较大工商业及殷实富裕者借款，初步确定应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免借者为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政府于借款两月后分期偿付，最迟于半年内还清。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