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清时期士商阶层与吴门画派

中国古代社会重抑商,几千年封建社会时期,人士大夫与商贾原本是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两个群体,人耻于与商贾往来。但是明中后期以降,吴门地区的人和商人却都十分喜爱鉴赏和收藏吴门绘画作品。其主要原因是：一、吴门地区人士大夫群体与商贾群体的相互认同和接受,为二共同喜爱欣赏吴门绘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二、利益的驱动;三、吴门地区“人化”了的商贾具有与人画家比较接近的艺术审美趣味,为二共同喜爱欣赏吴门绘画提供了可能。     

贵阳牌坊话沧桑

贵阳牌坊的历史,可追溯到贵州的建置沿革。康熙《贵州通志 孝义》记载,(元朝)达鲁花赤相兀孙妻脱脱真:“早寡有忍独生以死从夫,延祐二年旌其节。”由此可知,元朝以前,贵阳这地方不排除建立牌坊的情况。明朝是贵阳历史的重要时期,明朝隆庆二年(1568),迁程番府于省会,取名贵阳府,贵阳便成为省会,是全     

近代南安商贾与泉南慈善公益事业

鸦片战争以后,泉南侨乡社会风貌的改变除了在产业与交通运输外,侨乡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泉南近代化中亦是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同时它也是泉南侨乡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清末民初以来,近代南安商贾作为一个商人群体进入了泉南社会舞台,他们参与了整个泉南近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他们的作用更为明显。     

细品北京宣南

北京市西城区的宣武门以南,是北京建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历史上曾是古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核心地带,明清以后,通称为宣南。昔日的宣南,人文荟萃,会馆林立,民族融和,历史遗存丰富,洋溢着文化的魅力。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商贾文化,集通俗、儒雅于一身,更是北京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俗话说,一部城南史,半个北京城。这宣南便是北京文化的根,是一部承载了北京悠久历史、深厚底蕴的大书。为此,著名古建专家王世仁先生提出:宣南文化就是北京的乡土文化。并从以下十个方面加以概述。     

宁化客家古村落延祥的兴衰

历史上．宁化县延祥村一度兴旺昌盛．商贾鹊起．素有“商贾古邦”、“文化之乡”的美誉．是宁化远近闻名的客家历史文化名村。历经风雨沧桑后．一度兴旺昌盛的辉煌虽已不在．但文乡古风的幽雅韵味至今犹存。     

南京老行当的历史背影

南京老行当曾经关乎当时城市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从六朝以来的相关典籍文献中,便可以窥见一斑。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字里行间透析出当时建业的行市概况:"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宋代《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从另一角度,记述了     

越调·小桃红 河下十景

河下镇,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故乡淮安市郊区的千年古镇,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随着运河文明的开启发达,河下镇因漕运穿梭而繁荣,因商贾云集而昌盛,成为运河沿线百货山立的商品集散之地,成为文化丰厚、景色优雅的宜居怡人之地。越调·小桃红《河下十景》,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令人心动、催人神往的古老而现代的河下画卷。——编者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我国古代"商"与"侠"的精神文化联系

在我国古代商人和游侠两个阶层之间,无论就行业关系或社会关系而言,都显得比较疏远,但它们的精神文化内涵却表现出很多共同特征.核心是"信"和"义"两项内容.     

唐代商贾诗研究述评

唐代是我国商贾诗创作的一个高峰,商贾诗的繁荣与当时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对于商人的关注以及文人对商人态度的改观是分不开的。研究唐代的商贾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