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3S”在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中的综合应用

现阶段,尽管“3S”技术已经在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受到技术集成度的限制,使得在项目调查阶段往往缺少流程化的操作,对数据格式和坐标系统之间的一致化程度造成了一定限制,难以实现对于整体森林资源信息的高效管理。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设计一种“3S”技术的集成化应用平台,充分利用 ARCGIS 的各项功能优势,让调查操作的流程化和规范化水平得到切实提升,让调查流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得到切实保障。     

不动产登记档案在房屋征收中的利用价值

在不动产统一登记档案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会遇到许多问题,因此在选拔管理人员时需要做好考察,考察应选人员是否有能力胜任.管理人员对于人员信息管理的同时,需要加强保密性,这也是一个合格管理人员必须要做到的.目前,我国的档案管理制度还未到成熟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于档案管理制度不重视,所以在档案管理制度上,有关部门和有关...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立法规定存在着按被征土地原用途给予补偿不合理、被征土地的年产值倍数法的补偿标准违背市场规律、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制定随意和偏低等不足,亟待改革。学术界对我国征地补偿标准改革方案众说纷纭,主要有提高补偿倍数、双轨制标准、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市场化补偿标准。本文通过批判与借鉴这些方案,从立法选择和具体制度设计上提出重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之标准。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尤其是随着公共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得以产生并逐步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始于清朝末期,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土地征收制度在政策、法律制度和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章在叙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征收立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用途及补偿、程序、审批管理和特点等。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刍议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不完善、相关规则与国际不接轨、税收征收管理可操作性不强,给中央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势在必行。我国必须建立高效快速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加快深化外贸企业的改革,加快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和升级,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采取多种有效途径规避出口退税所带来的损失。     

德国和美国私有财产权征收补偿之比较研究

2004年宪法修正案使得我国征收补偿制度有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这一条文对征收的概念和征收补偿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界定,并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通过对美国和德国关于征收制度的宪法条文表现、征收的概念、征收制度的历史演进和征收补偿标准几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的征收概念应严格限定,而征收补偿标准应实行"市价"后的从宽补偿。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湘潭赋役成案稿》所见清代湖南钱粮征收中的官绅博弈

清初湖南在钱粮征收方面存在私征滥派等积弊,这些多征派的银两,按照“分润上司”的方式,层层输送,形成官场的“陋规”。而以湘潭生员石仑森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利用人脉关系,甚至京控,为民请命。而咸丰年间的“湘潭章程”,也是由湘潭举人周焕南等士绅率先倡导,并经过地方知县、知府、藩司、巡抚各级官府反复博弈之后才得以出台。而官绅博弈下的“减赋”与“减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盘踞于征收诸环节中书吏们的牟利空间。而一旦外在的制约不再,各种侵吞依然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