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鲸与黄檗画像——中日绘画交流之一端

本文通过对明末清初时期曾鲸及其弟子作品的考证,阐述了曾鲸所创立的新风格肖像画及其影响。同时论证了曾鲸的“波臣派”画风于17世纪通过黄檗僧人传入日本,从而在日本形成所谓“黄檗画像”。日中绘画之交流从中亦可窥一斑。     

浅议功能派目的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以《暮然回首》为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概述功能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本文将对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翻译原则，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概括总结。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

朱谦之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方面著述颇丰,多有建树,在移植、整合西方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生机主义史观有完全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他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他强调史家应承担其社会责任,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怀,应以“考今”为目的,其所论切中民国史学时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桐城派与清代歙县岩镇金氏家族关系考论

乾嘉时期快速兴盛的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关系密切.金氏家族特别推重刘大櫆的古文,器重桐城古文的传承者,并以新兴大族的实力吸附着文人学士讲学习文,俨然成为早期桐城派古文传播的中心;桐城派作家应金氏家族请求而写的传状类文章以及与金氏家族相关的诗文成为记录其家族发展、展示其精神风貌的重要资料.金氏家族及其历史因桐城古文的书写而穿越地域时空至于不朽,桐城古文因金氏家族这个徽州文化交流中心的推崇得以广泛传播.探讨桐城派与歙县金氏家族的关系,对于研究桐城派的传播和徽商家族文化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个性特出和文章气骨——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元代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末元初庐陵五位文人,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分别有所评价,且基本上都是从人品性格论其文学.这些文人的个性化人格精神使其文学具有某种个性色彩,不同流俗,而在元初文坛有所树立.《总目》反映出这批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共性,以及其流派基础.其中整体肯定,而又亦褒亦贬的态度,又反映了四库学者的正统文学观.在清代四库馆臣的正统观照下,元初庐陵文学亦具有较大成就和价值,更可见此派的成立和影响之大.     

裴铁侠虎啸琴探源

裴铁侠(1884~1950),四川成都人,民国时期重要的川派代表琴人,先后成立了"律和琴社""岷明琴社",并有琴学论著《沙堰琴编》《琴余》等传世。裴铁侠酷爱古琴收藏,稍有积蓄便四处寻访,倾其所有购买名琴(1)。所藏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约30余张(2)。大小雷琴最为珍爱,曾仿制大雷琴,其琴室即为"双雷琴斋"(简称"双雷斋")。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