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过的四位日本首相

由于从事中日关系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对于日本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政治家们多少有一些了解,并且在几次东瀛之旅中与几位担任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有过一面之交或短暂的谈话。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的日子里,把这些点滴的印象记录下来,就算做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的几点吉光片羽吧。     

正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20世纪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维护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今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与和平友好的人数比例上存在着“中间大、两头小“的客观现状,这是由于日本人有缺陷的和平观、偏颇的历史观和教育的偏向性造成的.日本应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真诚地谢罪,勇敢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中日两国应面向未来,以前瞻的态度处理中日关系,共同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及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博大襟怀 垂范后世

和平友好使者的风范 学术界评论郑和七下西洋有十二个空前：船只之多,船型之全,吨位之大,人员之众,组织编配之严,航程之远,续航时间之长,到达国家之多,航海技术之先进,造船工艺之优异,使命范围之广泛,历史影响之深远,实为中外航海史、造船史、海军史、外交经贸史上的空前伟业。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收藏郑和宝物的泉州人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次率船队远航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东非海岸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最人时船队约二百余艘大小船舶,人员多达二万余人,各司其职、管理严密。其海船之多,吨位之巨,人员之众,技术之精,航程之遥,均是史无前例的世界航海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对扩大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据考证,郑和的船队通常由苏州的刘家港启航,南下后屡次进入闽江,     

习近平主席谈丝绸之路经济带

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定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到1978年8月签署和约,经过了45个月。这一谈判为何迁延近4年之久?本文将对中日和约的谈判与签定的过程进行考察。     

试论郑和的“和平海权”思想

郑和的海权思想是以和平交往、睦邻友好为内核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和平海权”。关于如何实现“和平海权”，郑和认为，平等交往、互相尊重、宽容相待是其政治基础；“厚往薄来”、加强经贸联系是其经济基础；保持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是其军事基础；以和平方式为主、但决不放弃使用武力是其重要保证。研究郑和的“和平海权”思想，对于当前我们更好地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建设以和平友好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睦邻友好 一脉相承——从郑和的扬威通好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对外和平友好的体现,明初和平友好政策主要包括“怀诸侯、柔远人”、“和而不同”及“厚往薄来”等三个方面。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文化特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友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和国际交往的新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