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改数治贪

一天,朱元璋坐在宫殿之上,仔细查阅着各地呈报上来的财政账目。突然,他在一本账册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问题:一本账本上"十万两白银"被人为地改成了"五万两白银",也就是在"十"上加上3笔便成了"五"。朱元璋看后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之差便使国家面临亏损五万两的危机。同时他也暗暗佩服改账目的人,如果不仔细查看,是很难发现的。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擅自修改政     

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明代的“宰相”

正众所周知,明代没有宰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通敌等罪名杀了当时唯一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机宣布废除自秦汉以来施行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从此,皇帝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朱元璋还将这一新体制写入《皇明祖训》,让后代"永为遵守",还规定如果哪位臣僚敢建议设立宰相,就格杀勿论。然而,明代史籍中却存在大量关于"宰相"的记载。     

王茂荫“以博釆人才为嗜好”--以疏荐徽州绩溪人邵辅为例

晚清名臣王茂荫（1798—1865年）出于公心为朝廷推荐人才,一生中不下数十人,所荐之人大都得到录用。其儿辈为他作的《子怀府君行状》（“子怀”为王茂荫之号）中说他“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时事方殷,人才为重,故于宏奖风流,尤注意焉。前后荐剡不下数十人。凡所敷陈,多蒙釆纳;凡所推荐,多蒙录用”。为王茂荫遗著《王侍郎奏议》作序的易佩绅(咸丰八年举人,官至江苏布政使,王茂荫因病开缺后曾收其为弟子）有3句话说得十分到位,他说王茂荫一生中“以思格君心为性命,以求苏民困为家事,以博采人才为嗜好”。     

中国历史上最能吃的宰相

张齐贤,字师亮,洛阳人,原籍曹州。幼时家贫,饭量特大,一人敌五人,曾一次吃掉5大盘牛肉;进士出身,先后担任通判、枢密院副使、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分司西京洛阳太常卿等官职。终年72岁。     

《永乐大典》本宋《吏部条法》考述

《永乐大典》本宋《吏部条法》是南宋理宗景定时期修纂的一部重要法典。本文对《吏部条法》与《吏部条法总类》的关系,对《吏部条法》中的《淳佑令》、《淳佑格》、“申明”、“通用令”以及今本《吏部条法》是否足本等问题作了考述。认为《吏部条法总类》是在《吏部条法》基础上修纂而成,两者不能等同,今传本《吏部条法》实际名称应为《景定吏部条法总类》。在修纂《景定吏部条法总类》时,已将旧的《嘉定吏部条法总类》中的庆元海行法,根据新制定的海行法《淳佑敕令格式》作了修正。今本《吏部条法》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     

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

明朝崇祯年间,京师满城县民间出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名叫魏文魁。此人以一介平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顾生计也无意科举,长期在家乡研究天文,先后完成了《历元》和《历测》两部天文学著作。之后他从满城赶往北京,与时任礼部侍郎的国家级顶尖科学家徐光启叫板,     

明贤王阳明及其纸币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明代浙江余姚人。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好学,18岁开始研究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任刑部主事等职。正德元年,因与当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余姚泗门人,成化十一年状元)等人一起力谏弹劾宦官刘瑾,触怒了刘瑾,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清代理藩院额外侍郎考

清代有额外侍郎这一职官。初为各部缘事临时设立。从乾隆二年起,理藩院额设额外侍郎一员,由外藩蒙古王公充任。该额外侍郎名义上是理藩院堂官,但职掌较轻,实际作用更多取决于充任者本身的地位和能力,荣誉性意义更大,是清朝管理、笼络蒙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增强了蒙古王公对清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利于保持蒙古地区稳定。兼之该职务设置的行政成本较低,故历经重大官制变革都未受影响,最终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