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在贾家庄

马烽从1952年春第一次来到汾阳贾家庄,到2004年1月逝世,几十年来一直与贾家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贾家庄是马烽的第二故乡、主要的农村文学创作基地。马烽在贾家庄,亲身经历了贾家庄的合作化过程,亲眼见证了贾家庄的发展和变化,并以自己在贾家庄的工作和生活为背景,创作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与贾家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不解之缘。     

他当众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寇学书,是河南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农村合作化时期,要求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而寇学书居然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集体,成为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而这种身份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     

合作化时期西南地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探析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是全面体现合作社性质和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合作化时期,西南地区根据中央有关初级社收益分配的指示精神和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坚持少取多分、按劳取酬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正确地处理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劳动分配在初级社收益分配中的比例,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和劳动分配比例确立过程及其变动趋势决定着初级社生产发展的规模和方向,对于深入认识合作化的进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湖北个体手工业的恢复和合作化的初步发展

湖北解放后 ,湖北省人民政府针对个体手工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和实际困难 ,积极采取减免税收、发放生产资金贷款、解决手工业生产的销路、给予困难救济等政策和措施 ,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 ,同时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引导手工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它有利于湖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并为湖北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润生 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为《金训华》而浮沉

1955年,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写下一句话：“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     

20世纪50年代山西老区农村合作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何种制度安排来推动和保障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农村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山西老区的农村合作制度变迁是这一历史变迁进程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山西老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级社适应了当时的农民心理和生产力条件,但在向高级社过渡的时候,由于存在把合作社和集体化等同起来的思想,在方式方法上违背了自愿、民主等原则,出现了严重的"四过"问题,结果虽然高级社顺利建成,但并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制度性促进。     

我所经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3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鄂城县也不例外,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笔当时在鄂城县委机关工作,并曾在鄂城农业合作化的典型——旭光一社驻队,亲身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略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