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的故事

不少人一生都曾用过两个甚至好几个名字,而每个名字的由来、演变或更替,不乏有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妙趣横生,有的荒诞无稽,有的可歌可泣,有的回肠荡气,其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应有尽有。小者,反映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和命运;大者,包罗整个社会世风、世态人情的演化和变革。闲暇之时摆摆这些名字的故事,也许会让人从中得到一点启迪、教益和智慧。这里我所摆的就是自己名字的一些真实的故事。     

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关节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历时不长。如果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算起,到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宣布“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要探究它发生的原因,就得追溯到三十年（比方说吧）之前,而对于后来历史的进程,又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不能预料这影响还将存在多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助于理解这以前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这以后以至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上)——谈谈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问题

正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指导性文件与整风相比,反右派运动无论是发动还是展开,都显得十分顺利。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前一时期感到受压、委屈,现在党中央终于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了,于是个个奋勇当先,冲锋在前;一方面是广大的工农兵和基层群众被发动起来,他们不像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那样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而是党指向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其激进程度甚至超出指导者预设的框架。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

1958年春夏之交,安徽省亳县反右派运动进入处理和深挖阶段,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形势已经形成。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县人大、县人委（政府）和县政协遭到严重冲击。当时我在县人委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身经历了这场遭遇。现在时间已过近半个世纪,为使人们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历史,特作一简短的回顾。     

为人作嫁永不悔——记编辑家胡学彦

1979年胡老师复职回来,我进出版社才一年。当时全省的出版社只有一两家,当年的文艺出版社还没有“落生”,她只是人民出版社“腹中”的一个编辑室。那一年,呼啦一下,许许多多被改正的“右派”先后落实政策,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下子也进来了好多个“右派”或是与右沾边的人,其中有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编辑家夏钦瀚、方福仁,散文作家费淑芬……其中磨难二十余年的胡学彦也归队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1957年民主党派究竟“鸣放”了什么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问题,胡绳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直言获罪（二）

1957年5月上旬,我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按当时的通例,回国以后有一段假期,假期长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回首往事说梅益

我在中秋节头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去北京医院病房看望梅益。听到我轻声呼唤“梅益同志”,他已只能微微睁开失神的眼睛,又闭上了。我第一个直觉:一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一生。听说他每天上午还有一会儿清醒,精神好些。尹绮华就在中秋当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儿女前去,这是最后的团圆吧     

徐铸成划右派问题的争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令人震惊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文汇报》是这场运动的焦点。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还没有发表,《文汇报》老总徐铸成还陶醉在受毛泽东表扬,被委派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的无限荣耀之中。然而,反右斗争的熊熊烈火已向他扑来。9日晚间和10日上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两次召见《文汇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钦本立,命令他把徐铸成批垮搞臭,连具体作战方案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