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汉冶萍铁路是东亚近代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是日本侵略与掠夺中国资源的运输线,是亚洲近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活标本。中国应借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抢救保护汉冶萍铁路工业遗产。     

卷首语

<正>近年来,随着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各地的文化"遗产"意识幡然觉醒,遗产归属争夺也日益激烈,比如炎帝、舜、大禹、李白、朱熹、孙武,甚至西门庆、孙悟空的故里之争也在其列。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安阳曹操墓真假之争,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以人为本遗产理念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以物为本的本体保护,到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居民及遗产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的嬗变。社区、居民既是遗产的拥有者,亦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力量。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和重大主题的文化资源,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对内惠及民众,是中国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所在。在此过程中,要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国家文化公园节点;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要把握好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机制,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保护利用研究——以桑植红色民歌为例

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根系和脉络。廓清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范例,探寻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利用长效机制,成为高质量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通过阐述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并以湖南桑植红色民歌为研究样本,透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基因要素,总结桑植民歌活态化保护利用的实践经验和传承挑战,最后从人格化传承、空间化保护、数字化再现和产业化利用等方面,系统构建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长效机制,以期为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好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