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功能派目的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以《暮然回首》为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概述功能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本文将对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翻译原则，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概括总结。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关中汉墓随葬短环首刀研究

关中地区的两汉墓葬中常出土10～40厘米左右的短环首刀。本文对关中地区汉墓中随葬短环首刀的形制、组合、出土位置并结合墓主身份等级进行梳理,认为西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铁质为主,数量众多,应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功能或为“削”和“拍髀”;铜质短环首刀数量较少,且多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作为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随着丧葬观念的变化,东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铜质居多并逐渐平民化、明器化,且不再具有身份等级象征意义,仅为一般随葬明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考察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考察,可以发现党内集中教育具有特质呈现功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革命型”和“先锋队”的政党形象;具有价值传承功能,丰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扬提供了强大动力;具有思想凝聚功能,为政党认同的增进提供了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增进了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具有合法性积聚功能,在合法性积聚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具有权威建构功能,有助于维护政党自身的权威和政党领袖的权威、实现了政党权威的理性化。基于政党理论的视角,可以分析出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所释放的政治功能,进而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意旨。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