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据胡乔木在纪念张     

从昭君诗看耶律楚材的儒家观

吟诵昭君的诗词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昭君诗词呈现出多元的文人情怀,而耶律楚材作为少数民族的上层精英,第一个吟咏昭君的少数民族文人,其吟咏昭君的诗词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独特性。在耶律楚材的昭君诗词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难能可贵,诗词用典中所体现的汉家文化素养以及儒家大一统的观念不仅对耶律楚材本人,而且对整个蒙古民族的政治文化进程都有极大影响。     

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小考

如隐堂本为《洛阳伽蓝记》最古最善本,这是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此书所持的版本观。此种版本观因为只是前后相承,故而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其实,通过考镜源流不难发现,如隐堂本为《洛阳伽蓝记》最古本或可成立,而是否为最善本则需存疑。     

凡尘遗珍:《西游记》里的无上法宝

《西游记》中的妖魔虽然各有背景,但许多成员法力并不高强,之所以能跟齐天大圣抗衡,靠的都是有特殊功用的法宝。《山海经》中记录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上古传说,称大禹的父亲盗窃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据史家顾颉刚的《息壤考》,所谓的“息壤”,就是渭河峡谷的黄土地区,因春季水位上涨,土地突然隆起,古人误认为这种土会自己生长,故而把它编为治水的工具。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