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2009年第11期“读者评刊”问卷

看《文史博览》，里边有个毫不起眼的小栏目——旧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所选旧闻，既有时政新闻，也有花边新闻，既有叙事也有说人，让读者如同参观一个陈列馆、纪念馆，读到不少逝去的“历史书”。其次，精选精编的“旧闻”，文章小，但叙事说人无不精彩、细腻，反映的问题亦入木三分，读来有滋有味，但不失引人深思与回味。     

幕末明治时代的阿伊努族人口政策

人口维持政策幕末是日本封建社会将要崩溃的前夕,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的问题,从1822年至1855年,即自幕府停止直辖虾夷地时,至幕府再次直辖虾夷地时为止,30年间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5,489人,即减少了22.55％。直接影响虾夷地的劳动力人口和兵源人口,严重的威胁着虾夷地的开     

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具有独特风格的旅游小镇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特色旅游小镇建设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对特色旅游小镇的研究和实践也逐渐增多,并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围绕什么是特色旅游小镇建设、为什么要加快推进特色旅游小镇建设、当前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现状以及如何加快推进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等4个方面,学术界就其建设意义、建设困境、建设模式、配套政策、实例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有关特色旅游小镇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总结归纳近年来国内特色旅游小镇的进展和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作出展望,以期为今后特色旅游小镇的研究提供参考。     

《左传》成二年“申公巫臣窃夏姬”叙事质疑

楚大夫申公巫臣窃夏姬出奔晋是《左传》中精彩的叙事。但与《国语》《史记》、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对读,知《左传》所载颇有可疑。综合考察《左传》成二年的礼制、文例、语词,可推断这段叙事并非出自原始史料,而是带有左氏编纂者创作的痕迹。     

“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乡村生态文化旅游政策执行研究

在已有文献和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分析乡村生态文化旅游政策执行的现状,提出在政策体系、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其原因是相关政策设计存在偏差、实际政策实施动力不足、政策实施对象认同度低、政策实施环境氛围不浓,最后从上述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