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二战后德日对战争罪行反省差异的若干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它所带来的苦痛至今仍使世界人民记忆犹新。然而同样作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和日本对其战争罪行的反省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恳切认罪,做出各种努力以取得受害国家及人民的谅解;而后者则百般推脱,极力掩饰甚至美化其侵略行径。造成德日两国产生这种认识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战胜国对德日两国的改造程度不同及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是重要因素。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     

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

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首次提出彼特拉克是"第一个现代人"后,引发学术界关于彼特拉克是"现代人"抑或中世纪人的激烈争论。身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新旧交替以及"现代人"与旧有传统矛盾的历史时期,作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首当其冲地经历了这场巨变。在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场觉醒后,彼特拉克意识到自己需要摆脱过去与未来之纠缠,在新旧的断裂带中寻找突破时间限制的夹缝,让自己的作品在时间的洪流中保持永恒的鲜活。     

反省

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当导游,第一次带团,完全就是一场灾难,不仅嘴上拌蒜讲解得一塌糊涂,而且整个流程错误百出．．我想那个团的司机一定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会在下团那天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导游,要记得;住备个小本儿,把每次带团的得失经验记下来,这样以后你就会越带越好……”     

后现代、现代性重建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的有益视角,它有利于揭示现代性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一面,促使人们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并发掘其尚未释放的理性潜能,从而实现现代性的重建。就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过多地集中于剖析其“西化”本质,忽视了现代性的某些普遍内涵,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局限于中西对立的二元视野。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现代性,就应当突破上述理论框架,认识到现代性中所包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作用,努力实现现代性的解放功能。     

论老舍的幻寓小说《猫城记》

作为一部独特的幻寓小说,《猫城记》里营构了一个恶托邦的形象。通过空间的位移、伦理上的批判和叙事上的戏拟,老舍表明了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中,他的文化焦虑和自己所采取的教育与立人的办法,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主张。     

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

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文学史的主线 ,它涉及一个艰难的立足点———马来亚地方与民族—国家文学 ,两个分裂的极端———现代性与中华性。本文试图从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性与中华性这三个关键概念入手 ,分析马华文学史上的几个观念误区 ,解释从南洋色彩、马华文学独特性、爱国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到经典缺席与断奶论等 1 990年代以后文学论争的意义。     

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其现代性主要体现为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考试权的独立和考试内容的现代化.但是对经义考试的保留,对传统科举制考试程序的模仿,考试与任用的脱节,党治和军治色彩的存在,个人因素的干扰,派系势力的抗拒等,又使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现代性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20世纪中国历史思考的现代性情结

“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属性,是对传统社会的性征“化成现代“的表征。现代性内涵就思想观念层面而言,主要包括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民族国家的政治观、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当它们用于认识和解释历史时,便分别体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自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受到这种内在的现代性取向的强大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现代性情结。     

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个日益显现的叙述转向,是对边缘、性别、底层、族群、区域及诸多以往被忽略历史面相的呈现和重估,及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的质疑和挑战。虽则,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即体现为“当场”与“事后”交相参照的历史建构,“见之于行事”和理论作为策略的并行不悖,以及与多元历史记忆共存的史学专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无新旧也”,新的叙述转向似应注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力求超越以往现代性史学形成的新旧对立、破旧立新的思维惯性,在继承、借鉴和发展以往学术的基础上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