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

根据吐鲁番台藏塔新出《永淳三年历日》和其他文献材料,唐代早期历日应定名为“历日”,而非“具注历日”。“历日”作为历书的自题名一直使用到唐武宗时期,自唐僖宗时期以后则使用“具注历日”。唐前期官颁历日历注中已有吉凶宜忌的内容,全国范围内的历书形制基本统一,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敦煌吐蕃和归义军时期。     

出土秦汉简牍中的"历记"

在出土的秦汉简牍中,有不同类型的记载当时历法的简牍,学者们一般都将它称作"历谱".其实这种命名并不恰当,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简牍的性质.我们认为,除了把一部分改成作"历日"以外,还有一部分应当命名为"历记".     

成都刻印的历书

历书,又称“历日”、“宪书”、“通书”等,是按一定历法排列年、月、日并提供有关数据的书。自先秦以来,它就对民间社会生活起着强势的范导作用,被称为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作册吴盉“隹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解

王年、月份、月相、干支记日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对于铜器记事断代及排定金文历谱十分重要。作册吴盉所载铭文为"隹王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是一件四全铜器,目前学界对该铭文的解释各执一词,有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四种说法。文章以"四分术"古天文历算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月相定点说,着重考察作册吴铭文中的天象数据,最终考定该器铭文所载之王年及历日当为周厉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既生霸壬午。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沓。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

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西周金文中的历日资料,对西周金文历谱作了新的调整,研究重点集中在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在位的年代及其历日上。文章同时对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方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葛陵楚简历日"癸嬛"应为"癸巳"解

新蔡葛陵楚简<寻阝>郢之岁夏夕之月的历日"癸娠"原释为"癸亥",与根据简文推知的该年八月朔丙辰或丁巳相矛盾.据文献记载,"嬛"与"巳"均有复返义,结合筮占的择日习惯等,可认定"癸嬛"为"癸巳",是当年的巳月巳日.     

随州孔家坡汉简《历日》及其年代

孔家坡汉简<历日>的编排方式为此前出土历谱所未见,以最少文字排出全年历日并最大限度保证同月干支与其月名在同一栏.根据简文记载的立春和朔日干支,对照本文推算的<颛顼历>立春数据表,可唯一确定历谱年代为公元前142年,汉景帝后元二年.     

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道教向具注历日的渗透

敦煌历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历注中拥有丰富的道教内容;而在900年以后,道教内容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本文在整理、统计、归纳敦煌具注历日中宗教方术内容和辨析其是否属于道教范围的基础上,考察认为,道教对具注历日的渗透反映了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世俗化发展;敦煌具注历日是道教走向民众的桥梁;道教向历日的渗透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敦煌道教历史、敦煌民俗文化,认识道教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及诸多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