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从壁画砖看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年代

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墓出土壁画砖的砖面标记文字、砖的拼装方法以及砖的尺寸规格等方面来看,该墓的年代应该在丹阳金家村墓和吴家村墓之前。一向被认为是陈朝墓的西善桥罐子山墓也应该与此墓年代相仿。     

浅论明清时期宣纸发展

明清时期可以作为宣纸发展的分水岭,在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通过翻查古代文献和学者的讨论,结合制纸工艺发展特点,发现真正与现代意义最为接近地宣纸出现较晚,宣纸的产地一直在泾县地区。     

罗目古镇 一场穿越千年的遇见

罗目古镇又名青龙场,它依山傍水而建,山是二峨山、白鹭山,水是临江河,这座并没有名声在外的古镇,兴盛繁华之时要比峨眉山更早上千年。放眼望去,古镇里的街,还是那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穿街而过的溪水静静流淌,那一排排的青瓦木板房和木板房前穿蓝布褂做手工的老妪,让我有一种时光倒流,恍若梦里的感觉。能够遇见罗目古镇,在我看来,可能是命中注定,冥冥中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吸引力,在到峨眉之前,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名字,怎么能想到之后会喜欢这儿。而这里的生活仿佛还停留在千年之前,而我,只是不小心闯入。罗目古镇又名青龙场,它依山傍水而建,山     

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印补议

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署“西园”印款瓷器之考辨

康熙朝瓷器中,有一些带“西园”印文的瓷器,多为文房用具。这些瓷器表面一侧以五彩绘纹饰,另一侧配有墨彩诗文,诗尾有“西园”署款或篆书“西园”印章,或两者皆有。这些瓷器画工精细,诗文笔法洒脱,字体遒劲有力,墨彩漆黑如墨,风格独特。以往观点认为这些瓷器上所用“西园”印款为高凤翰字、号,笔者通过对高凤翰的生平事迹、相关艺术作品及其“西园”印文流变的考证,提出瓷器上的“西园”印款非高凤翰字、号。     

民国时期书画装裱初探——以《罗家伦行书对联》为例

民国时期的书画装裱持续时间短、装裱材料简陋,因而尚未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文章研究了民国时期特殊的纸镶绫边、半绫装形制的装潢,并通过讨论来自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民国时期书画作品,总结这一时期装裱的形制、用料及常见伤况。民国时期装裱由于采用纸质材料替换绫绢材料,对画心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被再次收藏后通常会进行修复和重装,因此这一时期的装裱样式很难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文章将以《罗家伦行书对联》为例,对民国时期的书画装裱增补一些书面记录。     

错综的血亲:对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图》册作为刘商谱系祖本质疑

本文系“马臀烫印与番马画鉴定”系列研究之第三篇论文。该文与下期发表之《臀部的破绽:由马臀烫印质疑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册>之版本年代》并合.藉由图像分析、风格分析、马臀烫印等三种研究角度,检证波士顿美术馆本《胡笳十八拍图》册、台北故宫本《胡笳十八拍图》册、大都会博物馆本《胡笳十八拍图》卷等存世三种具代表性的刘商谱系版本.从而质疑波士顿本作为刘商谱系“笳拍图”图像系列中年代最早、内容最精之祖本的论点。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传佛教中的供养神,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身形中,又以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传入的为最早,据《西藏王统记》载,当年松赞干布(617-650)为了寻找自己的本尊神,曾派化僧去南印度等地,请来了十一面观音等像,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神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经传入,经中也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一-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