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帝国梦

从陇南西和县出城，顺龙昌公路南行，前往心仪已久的仇池山，有将近80里的路程。车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下一座座安卧于小河边的村庄，朴素而恬静。何坝镇过了，洛峪镇过了，大桥乡龙凤村到了，其实也就到了仇池山的脚下了。下车，举目一望，眼前的仇池山高可参云。     

《西域闻见录》所载伊犁至乌什之“冰岭道”考释

《西域闻见录》记载的"穆肃尔达坂"位于伊犁、乌什之间,其所代表的道路实际上仍然是指位于伊犁、阿克苏之间的"冰岭道"。椿园之所以将"冰岭道"定位于伊犁和乌什之间,主要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治所位于乌什、乌什和伊犁之间的主要通道仍然要通过穆肃尔达坂这两个因素相关。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全唐文》收李知玄《古塔记》辨伪

李知玄《古塔记》是现存记录湘山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经比较《全唐文·古塔记》《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二种文本,围绕所涉地名、籍贯、著述、禅法特色等六方面差异考证,证实《全唐文》所收《古塔记》实际上源自康熙《湘山志》,经过《湘山志》编纂者谢允复系统改编,远非李知玄《古塔记》原本。《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更接近李知玄原本,是反映唐代湘山全真和尚生平、禅法思想的可靠材料。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新缀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共有35651片,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对这批甲骨进行整理包括很多方面的工作。本文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碎片进行复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包括"告日"的问题,以及"■"字的释读问题。     

艾芬,深陷医疗纠纷的急诊科主任

2020年年末,在人们准备迎接新年之际,一则控诉让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和被誉为“抗疫英雄”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上了热搜。12月30日,艾芬在微博上自曝在爱尔眼科接受手术后视网膜脱落,引发了网民关注。随后,爱尔眼科医院官方微博发布“否认责任”声明,艾芬随后质疑其在推卸责任。     

天梯山石窟北魏壁画艺术特征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精神文化需求增加,相关人员也进行了文化内容的制作试图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有一些人将目光聚焦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上,在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化及人们的习惯。天梯山石窟素有石窟鼻祖之称,历史悠久,其壁画研究价值极高。它是石窟艺术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它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有待开发。文章就以天梯山石窟的北魏壁画的发展历史作为切入点,从天梯山石窟的现存壁画中了解以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为代表的北魏壁画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结合大量的文献参考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给从事艺术方面的、想了解北魏壁画的人员一些理论参考。     

广州日俘日侨遣返问题研究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协调下,中日两国迅速着手遣返在华日俘及日侨.在华南地区,广东军政当局以日军第二十三军10余万官兵及少量日侨作为收容、遣返对象,并以广州为中心推进有关工作.其虽贯彻了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处置方针,在美日两方密切配合下逐一完成了接防、受降、缴械、收容、教育、征用、遣返、留用等任务,但在此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弊端.日俘及日侨对收容待遇并不满足,对战争罪行也无反省,对留用态度迅速转冷,可以说中方宽大的遣返政策并未产生相应效果.以广东一地观之,华南地区遣返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日方的配合与美方的监督无疑是重要因素,对广东军政当局自身擘画之功不可评价过高.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