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铁路的工业遗产价值

汉冶萍铁路是东亚近代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是日本侵略与掠夺中国资源的运输线,是亚洲近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活标本。中国应借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抢救保护汉冶萍铁路工业遗产。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粤西南地区南朝至唐代遗存的新认识

2007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粤西南的洛湛铁路岑（溪）茂（名）段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遗存,年代为南朝至唐代,学界常称之为“俚人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学界未对此类遗存予以足够关注,本文拟在以往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所见新材料,试就此类遗存的文化特征、命名、分布范围、分期年代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中东铁路上的小城风云

从满洲里出发,中东铁路经过博克图之后便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博克图,蒙语意为“有鹿的地方”,它是大兴安岭通往松嫩平原的咽喉要道,在沙俄和伪满时期一直是重军把守的战略要塞,曾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天堑与通途:清末民初铁路与天津城市空间探析

清末民初在天津城市空间从传统的城厢向四乡拓展时,铁路的引入使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剧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铁路带来的变化并不能完全用商贸繁荣程度来衡量。东站在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的同时也阻断了沈王郭旺诸村居民的市内交通,使铁路两侧迥然不同,形成一块特殊的隔离区。西站的建立并没有使当地传统的商业中转中心复兴,反而因联运使得当地商业利益受到冲击。而不同城区居民也通过各自方式应对铁路带来的变化。沈王郭旺诸村居民通过呼吁政府修筑地道的方式将铁路带来的隔离效果略为降低。而西站附近居民通过疏通西站的方式使其没有彻底贯彻联运,保障了本地的商业垄断利益。     

中东铁路的修筑对满洲里的影响

满洲里原是游牧地区,随着沙皇中东铁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建成后定名满洲里。随着铁路的修建,大批俄国人来华工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涌入中国,这些俄国侨民把俄罗斯文化引入满洲里。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