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引发了方镇体制军事特质的丧失,因此南唐方镇的体制实际上已不再是原先的军政体制,而是一种新的民政体制。决定南唐方镇体制崩解的根本因素是安定战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     

白鹿洞书院的环境艺术

依山傍水是白鹿洞书院自然环境的特色。白鹿洞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并称古代四大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它位于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东南,现存元明清古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由于书院所处四面环山,俯视似洞,唐代江州(九江)刺史李渤曾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故名白鹿洞。南唐在此兴办“白鹿国学”,北宋时更名为白鹿洞书院。书院座东北朝西南,前有一溪,名贯道溪,水自五老峰的凌霄峰来,汇入鄱阳湖,溪南有卓尔山为屏障,书院后有后屏山,左有左翼山和回流山,右有五老峰．     

南唐二陵墓室彩画上滋生藻类、苔藓与霉菌的种类鉴定

南唐二陵墓室彩画上滋生大面积的苔藓、藻类、霉菌,使原有精美鲜艳的彩画被严重遮盖腐蚀。为此,对南唐二陵墓室彩画上滋生的藻类、苔藓与霉菌进行分离纯化,通过菌落形态观察与显微形态观察,对其表面滋生的藻类、苔藓与霉菌进行了初步种类鉴定。鉴定结果表明,确定霉菌为黑根霉(R. nigricans)、亮白曲霉(A.candidus)、青霉 (P.echinulatum Raper)等;苔藓为墙藓属(Totula sp)、毛口藓属(Trichostomum Bruch);藻类为鞘丝藻属(Lyngbya)。鉴定结果可为进一步的防藻、防霉技术研究和墓室彩画的现场保护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隶书开元通宝归属辨析

南唐曾铸篆、隶二体开元通宝对钱,目前似已为泉界公认。十多年前,西安王卿先生及笔者先后对此提出质疑。此后,持相同看法的泉友渐多。近年来,笔者在整理研究唐开元钱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所谓南唐隶书开元,实乃地道的唐钱。也就是说,南唐并未铸造过隶书开元。     

孟昶不“昶”

孟昶作为亡国之君,历来受不屑和轻蔑,大多将他与蜀汉后主刘禅、南唐后主李煜归为一类,而孟昶的另一面则往往被淹没或是被忽略了。盂昶继位后蜀皇帝时,年仅16岁。大臣们都是他父亲留下的“老资格”,自恃战功卓著,不把这个少年皇帝放在眼里。他们颐指气使,无法无天,甚至侵夺皇权,政变随时成为可能。     

南唐绘画的文人化倾向及文人画“五代萌生说”初探

中国历史上的南唐时期,因统治阶层倡导文治,文人价值观对社会精神起主导作用。在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下,南唐画家的作品也呈现出文人化的倾向,文人画在五代已处于萌生状态,如诗、书、画开始结合于一体且书法用笔进入绘画。中国画在这一时代的发展对文人画的形成意义重大。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北大核心CSSCI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900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其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其三,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常州地区临时流通币》出版

笔者发现除篆隶阔缘小字开元为南唐铸外 ,另一种小形开元通宝也应为南唐所铸(图 1 ) ,并可确定与小形隶书唐国通宝同时所铸 (图 2 )。理由如下 :其一 :文字风格与小形隶书唐国通宝钱类似。其二 :钱背轮廓类似小形隶书唐国通宝。若只看这种开元钱的背面 ,会误以为是小形隶书唐国通宝。其三 :文字十国气息甚浓 ,特别是“元”字有南唐保大元宝的遗风。其四 :在出土唐国通宝、南唐阔缘开元等南唐钱中时有此种开元钱发现。在湖州河泥中 ,出土了大唐通宝 ,南唐开元篆、隶钱 ,多种大小唐国钱以及此种开元钱 ,但人们往往只认为是一般开元钱。综上 ,…     

五代西蜀绘画繁荣原因探析

公元907年,在中国黄河流域先后更替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在长江流域则有前后蜀、南唐、吴越等国,史称“五代十国”。这些新建立的割据政权,出于自身的需要,纷纷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化中心。根据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画史的记载,当时的化中心主要集中在今西安、洛阳、开封、成都、南京等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其中,尤以较少受战争破坏的成都最为繁荣兴盛,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绘画中心之一。五代西蜀绘画在宗教壁画创作,人物变形和花鸟写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上承唐韵,下开宋风,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从地理政治、画院管理、寺庙壁画,书画收藏等方面对五代西蜀绘画发展和繁荣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求教于专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