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昶、许景澄谏死想及李鸿章“卖国”

读晚清的历史,总忘不了袁昶、许景澄等大臣悲壮的死,尽管他们不是死于疆场,而是死在西太后及载漪等人之手。在一个世纪之后再读袁、许两臣死谏的上疏,不仅感慨良多,更令人佩服其政治眼光的远大和政治意识的“前卫”。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正>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20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     

刑场上的民国大汉奸

<正>日本侵华时,仁人义士揭竿而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与此同时,也有那么一小撮贪生怕死之徒投降卖国、为虎作伥。日本投降后,这些走狗汉奸自然逃不脱被人民审判的命运。     

老舍曾羞于认祖

据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一个京城旗人贫儿的辛亥经历》一文中讲,老舍先生在1949年以前,一直羞于承认自己是满族人,是因为他为清朝末年满族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以及对外的屈服和软弱而感到羞耻,不愿意承认和他们是同族。后来,溥仪对日本的投降和卖国更使他气愤和伤心,愈发不愿意说明自己的族籍,甚至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明说哪一位主人公的身份是满人。     

“姑娘忒高兴”从“爱国癫”到“卖国贼”

你问她“你爱国吗”,她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挺爱国的,但不是盲目爱国了。”对她而言,爱国“与其说是呼呈保卫遥远的三平方米岛屿,不如说是保护自己脚下的三平方米土地”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     

大汉奸陈公博之死

<正>陈公博(1890—1946),广东乳源人,寄籍南海,曾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3年叛党,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1938年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汪伪政权第三号卖     

抗战时期军统上海区的锄奸行动

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