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续前）

在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晚清中外船碰问题探论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条约制度"的形成,中国的江海航运权逐渐为外人所攘夺.由于西方航运势力的东侵,中国的江海航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船只碰撞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由船碰所生的中外交涉、华洋诉讼诸问题,则复杂多端.但中外各方,尤其是晚清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颁布的一系列防碰章程,却成为中国近代海商立法之滥觞.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近代四川猪鬃业的开发与经营

四川猪鬃产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末期.1891年,英商立德乐入川创办第一家猪鬃加工厂,此后,随着产地、转运、中心、销售四级市场的互动,四川猪鬃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洋行垄断、华洋竞争、政府统制、自由贸易四个时期.其间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四川,尤其是战时大后方外贸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作为原料初加工的四川猪鬃业,附加值低,外向性强,易遭到他国猪鬃业的竞争、替代品的冲击和标准化的挑战.加之国内市场不利因素的制约,四川猪鬃业的发展水平始终有限.     

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民国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创设中的“权”“利”之争

1922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拟组设导淮委员会,并请苏、皖、豫军民长官联衔呈咨北京政府准予立案。后由江苏督军齐燮元主导,密电北京政府俯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基于主权、经费等问题进行批驳。半年后,齐燮元复以该案连续致电北京政府,言辞激烈,且将焦点转向“导淮督办”一职。虽然北京政府坚持前议,并有沿淮省份多种力量进行抗争,但受时局、齐燮元权势上升等左右,妥协很快达成：由北京政府设导淮委员会,齐燮元兼任督办。其实,因应派系、地盘之争,齐的真实诉求乃为增辟财源,特别是听闻美国退还巨额庚款予以导淮。然而,庚款的用途主要取决于美国自身利益与认知,并未囿于所谓美国“支持”直系军阀。齐燮元在谋求无果后,直到1925年年初下野,未见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治淮举措。这一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北京政府后期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