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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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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肃镇华夷志校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肃镇华夷志》是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定型方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只有善本存世,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肃镇华夷志校注》考辨了其名称和版本,校勘、笺注900余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为学界利用其珍贵史料进行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河西地区旧方志的整理提供了一个取法近便的范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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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肃镇华夷志校注》有3个特点:慧眼识珠,价值再现;珍贵史料面世,研究有据可依;校勘精慎,注释详赡。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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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08,(4)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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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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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世纪东方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丛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对过去东方史学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学术成就斐然,但尚存在不少问题:忽视了汉人及其先世的地位,却无限夸大秽与貊的地位,对肃镇研究不超越国界,对建州女真研究,不涉及跟朝鲜关系。本文着重回顾与反思过去对古代东方汉人及其先世研究的失误。作者提出,古代东方确实存在华夷、华夏、汉人,他们为东方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长期以来史学家撰写东方民族史却把汉人及其先世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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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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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明四夷馆是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员的专门机构,四夷馆设立于明永乐年间,初设时有八馆,没有专设日本馆,其从属于何馆,史料记载不一。在明四夷馆的翻译教材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中,出现了13馆译语,其中包括日本馆。虽然无法确切推断日本馆设立的时间,但是可以通过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推测出日本馆译语的大致编撰时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