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本文对１９３９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总校旧址——康百万庄园

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知名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一、三、四、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阎锡山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阎锡山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运用于实践,逐步提出“守土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为山西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阎锡山从“自存”出发,提出了抗日要求,这为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阎锡山是一位比较     

关于红军西征和宁夏战役的几个问题

1936年5-11月,宁夏境内发生了在中共党史、战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件大事——红军西征和宁夏战役。红军西方野战军所进行的西征,是继红军东征山西回师之后,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所确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所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它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社会风气的变革

抗战时期,党在抗日根据地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冬学运动,利用农闲季节,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冬学的领导是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和人民武装部门,以及农民、妇女、青年各群众团体,共同组成冬学委员会,聘请村上粗通文字的人或小学教师来教课,根据群众的需要组织学习。每年农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极力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伪控制华北后,以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改变学校课程设置,修改教科书,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华北沦陷区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成为华北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现象。日伪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也是华北沦陷区教育的特色之一。但任何宣传和说教都无法改变活生生的现实,华北沦陷区的学生大都保有“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