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本文对１９３９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社会部统计长汪龙出席第六届国际劳工统计会议报告书

1947年8月,第六届国际劳工统计专家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中国派社会部统计长汪龙出席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员出席此类会议。汪龙回国后详细汇报了本次会议的情况,回顾了前五次会议概况,并对当时我国劳工统计工作提出建议。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惨况

我是通州人,自幼以务农为业。31岁那年在通州下落垡村被伪新民会特务抓走送到日本当劳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现将我亲身遭受的奇灾大难,回忆记述如下。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续）

来自焦作、新乡劳工的回忆贾子举的回忆我叫贾子举,现年79岁,家住河南省获嘉县。我29岁那年,也就是民国33年（1944）农历八月十七日‘,经村甲长派工,说是去新乡修飞机场,原来约定工期是10天,途经中和区,到获嘉县城。到县城后,进出都由带枪人看押,我感觉上当受骗了,具体去向却不得而知。两天后,由人看押着坐火车到石家庄。后来又经济南府被押到青岛。我不愿去,多次挨打,被迫无奈地到了那里。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续）

来自商丘劳工的回忆 梁文报的回忆 我叫梁文报,今年81岁,虞城县唐庄村人。16岁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的农历九月初,我到马牧集’赶会（农历每年的九月初九马牧集逢庙会）。走到马牧集东北角,从北向南刚过陇海铁路时,突然有三个日本兵和四个保安团的团丁围住了我,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指着我说：“你的八路的有。”我说：“我是老乡,是赶会去卖棉花的。”但是,日本兵不容我分说,就用绳子捆上了我。我稍一反抗,他就用刺刀往我身上刺,顿时身上到处是伤口,血流不止。我的右手被刺了一个洞,骨头都断了,至今还有一个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