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本文对１９３９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美国长期大量向日本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助长其侵华实力。1939年7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建议美国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1941年4月,日本向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罗斯福为避免美国过早陷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提出退让、妥协方案,企图在一定时间内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政策,愤而以"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相责,胡适、宋子文也积极与美方交涉,最终,美国对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协恢复为全面强硬,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指责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于12月初突袭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庚子京城陷落后官绅之权力争夺——以美国占领区为例

庚子事变,京城陷落,清廷西逃,八国联军对北京实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殖民统治。以美国占领区为例,美军依据治理古巴的经验,倚赖留京士绅,创设协巡公所,将治安、救助、税收等地方各事务交其办理。恽毓鼎等士绅虽宣称"寄官于绅"乃一时权宜,却不愿主动退出,遭致"官权渐复"的陈璧等地方官员不满,双方展开对地方管辖权的一场明争暗斗。最终随着中外议和的推进、旧制的恢复,这场权力争夺以官对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协巡公所的裁撤成为历史的必然。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末福建谘议局的产生及其活动

庚子事变后．清王朝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陷入更深的危机．为了扭转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实施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揭开新政的序幕。新政涉及到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虽进程缓慢．但仍然显示出了一派新的气象。而其实质性的改革则从立宪开始．而立宪的突破性进程则以各省谘议局的设立为标志。[第一段]     

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几位岳池人与早期的《四川日报》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成都先后发行过一份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四川日报》,在巴蜀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者,是岳池人毛畅熙和他的几位好友同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次年12月28日,日本侵略者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