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莫斯科商场考述(1906—1928年)

现今的黑龙江省博物馆主楼,原名莫斯科商场,始建于1906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它在不同时期担当了不同的使用功用,本文仅考述其1906—1928年间的情况,以1918年莫斯科商场暂停歇业为分水岭,歇业之前,莫斯科商场主要是作为商业用途,当时很多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大工厂业主在此落户,它是俄国商品在中国的批发基地;歇业之后,其功能逐渐转向于行政办公、科学研究、博物馆陈列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使用。1928年末,东省文物研究会工作结束,本文以此为结点。     

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与俄国女权运动之兴起（1905—1908）

1905—1908年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应运而生,并且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该组织是俄国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其成员也属于俄国社会的新群体。它的历史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的缩影。但是,该组织的活动迅速归于平寂,证明了俄国女权运动跌宕起伏的艰辛历程。     

深度融入 创新引领 现代汽车集团与中国新能源产业同频共振

进入2021年,伴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实施,中国新能源市场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步,“新能源”不仅成为今年两会和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也成为全球各大车企在华发展的战略主基调,纷纷加快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布局。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阿利森事件”是日军伤害西方人士人身安全的典型案例

董为民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     

近代哈尔滨俄侨建筑师群体初探

哈尔滨的保护建筑中,绝大部分出自于俄罗斯侨民建筑师之手,他们以俄罗斯建筑文化为底蕴,成功地将俄罗斯"建筑精神文化"移植到哈尔滨,在哈尔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建造了数量众多、风格迥异、极富艺术价值的精美建筑。本文主要介绍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俄侨建筑师,铭记和传承俄侨建筑文化,感谢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央研究院拣选文物运苏参展相关函电

1939年9月,苏联政府艺术部拟于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后因故推迟至11月)。抗战中的国民政府为敦睦两国外交、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起见,积极筹备,克服种种困难拣选中央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部分珍贵文物参展,并于当年9月24日将这批展览文物安全运抵莫斯科。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大”与曾经取得援华抗日辉煌战绩的“美国飞虎队”（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同在云南省的首府昆明。但是,可能鲜为人知的是：一部分联大同学和一部分美国飞虎队员之间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深厚友谊,并且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用医学攻克日军的“细菌战”——国际援华医疗队故事之四

在查阅档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份发黄的1942年《桃源民报》,上面刊有奥地利医生肯德的文章《鼠疫横行在常德》,引起了我们的重视。继后又查到一份《军医业务简评及改进之我见》,也是肯德写的,由温新华译成中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出版《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肯德的照片。2005年,湖南电视台来了一个记者,说他们准备拍摄一个援华医疗队在常德扑灭鼠疫的纪录片,送给我们一张肯德的照片,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