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校的红色情怀——记江苏省常熟市涂市中心小学

徐市处于江苏省常熟东乡,抗日战争时期,因其在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突出地位,被抗日军民称为“小延安”。徐市涌现出一批革命志士,当年的徐市小学教师也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洪流之中。时过境迁,如今的校园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徐小师生不曾忘却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苏联的经济特区

自世界上最早的经济特区——意大利的里窝那港建立至今,已经历了400多年。其间,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相继出现,几乎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世界已有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600多个,其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10％以上。苏联的经济特区建设起步很晚,至今虽只有5年多的历史,但发展速度很快,现已由理论探讨步入实践阶段。     

试论史前时期长江流域随葬猪下颌骨习俗

长江下游西部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比较广泛,汉水流域甚至发展为主要以猪下颌骨随葬的葬仪。随葬猪下颌骨所彰显的财富与地位特征逐渐变强后再渐弱。距今7000年左右,即在随葬猪下颌骨的最初阶段,只体现出一定的财富属性。距今6000—4500年,随葬猪下颌骨隐含的财富与地位特征最强。之后,这种习俗渐趋消失,与财富、地位的关联性也微乎其微。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可能是与黄河流域社会上层交流的要素之一。     

谈如何充分发挥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性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学习和发展是每一位学生的权利。为此,必须确立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体地位。那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性呢?我觉得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兴趣——让学生激发激发学生的兴趣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基础。新课程     

征稿启事

<正>《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国内刊登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刊物,1998年以来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2012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坚持学术性,密切跟踪学术前沿,注重学术创新。辟有     

水立方赛后运营 创新模式永不停歇

2014年11月10日APEC晚宴,习近平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选择在水立方举办领导人欢迎晚宴的初衷:"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两千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意思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新北京地标性建筑就是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水立方。汇集精品赛事汇聚全民健身水立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两大精品场馆之一,也是唯一一座由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建设的奥运场馆,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十大新建筑奇迹",是北京的新名片。     

高技能型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对旅游人才的需求质量也日益提高。旅游人才不仅仅表现为"能说会道,能唱能跳",更多地应体现高素质、高技能。那么如何培养高技能型旅游人才则是高职院校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当前旅游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情况,对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思考,从而对高技能旅游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