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257、259窟北魏壁画彩塑的科学分析

莫高窟第257、259窟是北魏时期重要洞窟。为从科学角度探究两窟壁画彩塑艺术特色和发展过程,本文综合运用超景深显微镜等原位无损分析技术以及X-射线衍射等实验室分析技术对其壁画彩塑制作工艺与材料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壁画彩塑底色层分为红色与白色两类;第257窟颜料包括生石膏、滑石、红土、朱砂、昆虫来源的蒽醌类染料、氯铜矿、青金石、靛蓝及炭黑,第259窟颜料包括滑石、蛇纹石、红土、蓝铜矿以及伴生有蓝铜矿的氯铜矿。分析结果从时空两方面阐释了两窟绘画材料的传承与衍变,可为石窟考古、艺术史研究以及保护修复提供重要支撑。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在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以及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地处西藏东部的芒康县境内的3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3处摩崖造像分别位于芒康县纳西乡觉龙村、帮达乡然堆村境内,共发现11尊造像,通过比较造像特征,确认其中10尊佛教造像具有显著的吐蕃佛教造像风格。这些造像既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罕见的内容题材,它们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吐蕃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艺术传承及思想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推动了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和唐蕃古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     

天梯山石窟北魏壁画艺术特征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精神文化需求增加,相关人员也进行了文化内容的制作试图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有一些人将目光聚焦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上,在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化及人们的习惯。天梯山石窟素有石窟鼻祖之称,历史悠久,其壁画研究价值极高。它是石窟艺术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它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有待开发。文章就以天梯山石窟的北魏壁画的发展历史作为切入点,从天梯山石窟的现存壁画中了解以天梯山石窟的壁画为代表的北魏壁画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结合大量的文献参考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给从事艺术方面的、想了解北魏壁画的人员一些理论参考。     

入魏司马氏人物及其后裔研究

东晋末年,经过桓玄之乱和刘裕篡权之后,有一定影响力的晋宗室已消亡殆尽,剩下的在反抗失败后都逃往他国避难,其中一部分逃往南燕,一部分逃往后秦。这两个国家被刘裕灭后,司马氏又归降了北魏。《魏书》中大部分司马氏人物的入魏时间可梳理清楚,但仍有几人存疑。文章以《魏书》为主要参照,以《资治通鉴》《北史》等史书为侧面佐证,探究司马氏人物入魏时间以及其后裔传承情况。     

菩萨骑牛为哪般?“解冤结”信仰初考

今年岁逢辛丑,适为“牛年”。对于较为熟悉佛教造像者而言,菩萨造像中菩萨所乘座骑为狮象龙虎者,倶为常见,可座骑为牛者,实不多见。殊不知,佛教诸神谱系之中,有一位“解冤结菩萨”,所乘座骑即为牛。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道理浅显而朴实,是中国民众希求平安、倡导和谐的基本诉求之一。     

道在瓦甓:我的陶瓷研究之路

日本根津美术馆是国际知名的美术馆,其青铜、陶瓷、石刻造像等方面的收藏举世瞩目。执掌根津美术馆展览策划和学术研究数十年之久的是著名陶瓷、艺术史学者西田宏子女士。在本文中,西田女士回顾了自己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亦涉及与20世纪下半叶众多学者的交往,皆为亚洲艺术史研究的赫赫名家。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

文章以龙门石窟现存造像题记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石窟与洛阳城行政区划的相关资料,涉及洛州、河南县及洛阳县,城内建置类型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构筑了题记所呈现的洛阳城社会空间。在都城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下,作者重新审视了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南北呼应,城窟一体”,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从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到佛教圣地的转变。